臧棣/
年4月生在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宇宙是扁的》《空城计》《未名湖》《慧根丛书》《小挽歌丛书》《骑手和豆浆》《必要的天使》《慧根丛书》(英文诗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沸腾协会》《尖锐的信任丛书》《情感教育入门》《臧棣诗选》等。“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飞地诗歌奖()。年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应邀参加德国柏林诗歌节。年10月应邀参加美国普林斯顿诗歌节。
臧棣之周
02
臧棣诗选
臧棣诗选
翠鸟简史
你必须重新变成一个无知者——华莱士·史蒂文斯假如飞翔只是一种本能,
这些从南到北分布如此广泛的翠鸟
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喜鹊就能取代它们。并且随时,
有悦目的渴念萌动在附近时,
喜鹊甚至能将飞翔展示成
一种可观的天赋,乃至美的表演;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逻辑的话,脏兮兮的昆虫
和面目暧昧的蜥蜴,也自会有伯劳
或画眉扮演清理者的角色。甚至麻雀,
在那些浑身布满寄生虫的虫子
爬进我们的身体之前,就能吃掉
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所以该下判断时,
必须及时指出:在这些翠鸟身上
暴露得最充分的一个秘密
或许就是,美是一种目的——
翠蓝的横斑,分布精巧到
只能笼统地归结于理应是进化的
产物;否则,一旦看上去像执着的淬火
被催眠了,被窃取在更醒目的
宇宙内部的探索自我时,你会因我们
似乎被排斥在外而发疯。即使清醒
偶尔会占上风,从班头翠鸟
到蓝耳翠鸟,色彩艳丽的羽毛
也极深地耽误过骄傲的理解。
一个朋友曾送过我的一个标本
作为诗歌的灵感的来源:头部泛着
黑金属的亮光,颈部的一点白色
像是被涂上去的,唯有翅膀的亮蓝
一劳永逸地解释了短小的红腿
可以在捕食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永远
都不会在乎它已不是一个活物;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死亡是拥有它的一个前提,
一个人会不会麻木到早已沦落为
死神的同谋而浑然不觉。
年8月25日
栗子简史
人还是得精通些乡下事物……
——罗伯特·弗罗斯特轻轻的叩击,既是试探
也是问候;并不全是小松鼠
在预估自己的收获,其中想必
也有山雀的秋季大盘点。
它已习惯了枝条的颤动
和好奇心有关,以及小动作不断,
却并未牵扯到道德不够用。
最外层的锐刺总会在金风的摩擦中
渐渐疲软,而深棕色的壳斗
最终看上去像一个球形弹壳,
将心形的坚果包裹在紧张的甜蜜中。
仿佛有看不见的死扣将它系挂
在这些山毛榉科乔木的树枝上,
但它并不寂寞。风景是现成的,
而成熟意味着它的坠落
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命运——
它是被动的,除非你能想象
那轻轻的叩击,也可在不同物种之间传递,
如同它加速坠向地表,大地的硬壳
会产生同样的触感。谁敢保证
地球就没梦见过它自身
是一颗硕大的深蓝色栗子?
就好像出于真实的需要,
哪一种想象力会没点小脾气?
至少它梦见过将它从野山坡
拾起时,一个声音肯定过
它像深色的念珠,但相关的线索
很快就断了。模糊的记忆中
唯有热浪想必来自野火;温热的灰烬
不仅能加工美味,也启发了结局
并不都是用来绝望的。
譬如,它不觉得猫需要被同情,
也不觉得猴子的聪明被扭曲过——
既然是冒险,从烈焰中
取走的东西一定还有很多,
而只要时机成熟,总会有一团火
将它围拢在故乡的偏方中。
年9月9日
注:题记引自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精通乡下事物之必要》,雷格译。
红皮桦丛书
我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几乎从不单独存在,
在俏皮的阴影中感觉到
彼此的依存;此后时光的流逝
对它们来说再也构不成
一丝忧虑;它们的小秘密
不仅仅是那涩甜的树液
是可以喝的;就喜人的长势看,
它们比山毛榉树更积极于
以美丽的远山为边界,
等待你走出我们的迷宫;
五百年,不算长。千年一回
也犯不着去跟奇迹撒娇;
它们的真相有赖于一次奇妙的赋予,
有点像混交在一起的善恶
将在它们高直的树干上
像开裂的鳞皮一样起皱,
并随风脱落;它们不想吓唬你,
但时间紧迫的话,人间的深邃,
也才只是将它们一半的礼物
呈现在寂静的秋天的光照下。
它们从不会误解你的情感,
就好像野狼会在它们的树根上撒尿,
而你发誓说,你不会。
年9月,年3月。
玫瑰刺丛书
和人类相处久了,你会不习惯
这些尖锐的刺;小小的突兀感
不起眼,却异常生硬;
而你的温柔,无论怎样出色于
你本质上是个爱劳动的男人,
对它们而言都只是某一类鲁莽;
发作时,它们脾气大得
仿佛我们不是那个神
按神的模样将我们塑造出来的;
据说里尔克就是因为
摘玫瑰花时,太陶醉于
迷人的香气,而被它们刺破手指,
引发了白血病,造成了
不可弥补的诗歌的损失。
所以你心有余悸不是毫无理由的;
轻轻触碰之后,你总想着
用剪刀将它们从坚韧的花枝上
一个个剔除,就好像它们妨碍了
我们安全而亲密地占有
那些娇艳的花朵。所幸
玫瑰和草鱼之间的逻辑关系
还不算太强,否则剪除
这些锐刺,带着嫌恶的表情
或是被罚劳役的感觉,将它们当作异物
丢进垃圾桶,和掏出鱼腹中的
腥味刺鼻的内脏再扔掉
又有何不同?如果这些尖刺
不曾和谐于花朵的美丽,
你身上的刺,又算什么呢?
如果你最终仍没有习惯
美和刺至少在花如玫瑰
这样的肉身上是不可分裂的,
你又怎么能觉察到这首诗中
带刺的小东西已将你刺入
语言的黑暗中究竟有多深呢?
.6..4.
反自画像简史
枯黄的草木轻轻摇曳时,
金色的风已将命运再一次
吹进了麻雀的翅膀。
时间的整容术也没放过梧桐
或白杨,飘零的落叶像是发了疯,
要将它们展览在一个真相中。
一个倒立的忏悔可以把你带进
很深的塔尖,深到令地狱
像浅薄的河滩。而这很可能
只是前奏,就好像此时此刻,
金色的风中还剩下多少
时间的金子,其实不难体会。
最难的是,人的孤独
不是你的弱点。用无形照一照
你的脚下吧。一个悲伤
把你带得再深远,也远不过
人的深渊只是我刚刚
吐过一口痰。但是不,我知道
我很清醒,我不会放任
人的愤怒构成你的神秘。
我会慢慢融入周围的景色。
我会慢慢想起,此时夜色沉沉,
笼罩了一切,但日落时分,
这山色也曾雄浑得就像你的
金字塔里埋着十万头大象。
没错,死亡并不真实,
死亡只是你我的一个弱点——
小小的,仿佛类比于
这么寒冷的深夜里,仍会有
犀利的星光闪过颤动的心弦。
年10月23日
刺痒
它最好来自野麦直立的穗花,
你已伸出在溪水里刚刚洗过的手,
但有点犹豫。
如果只有神秘的痕迹曾逼真过,
而影子必须靠边站,它不需要你忏悔
另一个我有没有惊人的忍耐力。
它最好没被祈祷偷听过,
它结过的疤斑看上去很美,且远远不止十次;
它最好没被青春的幻觉出卖过。
它最好无关你的记忆是否可靠;
它最好涉及一次蜕变,以至那陌生的摩擦,
犹如世界上最深的洞穴
在你的深呼吸里只是稍稍
显得有点错位;它最好意味着从陡坡上
滚落的石头仍会被西西弗斯稳稳接住。
.4..11.
獠牙
有一头,必须很尖,
可以像钉子一样
令世界产生可怕的漏洞,
却又符合真相的暴露;
即使在博物馆里,它被陈列得像静物,
它依然能向我们暗示
你的本能有没有开过刃;
在并未脱离整体之前,它直接听命于
肉体深处的一道闪电;
而当有什么东西真的被它刺穿,
一股异样的痛苦绝对
能迅速将你卷入那挣扎的形状。
的确很矛盾:人身上到底
有没有这玩意,一直就是一个谜。
有时,你会庆幸时间的獠牙
如此抽象,如此皎洁,
就好像一个盛大的空洞
如此漆黑,精确于人的虚无;
而月亮看上去像不像獠牙,
却只有酒后的浑圆,才说了算。
.9.
高悬
我决定成为每个人——阿尔蒂尔·兰波澄明到皎洁的通体
也不得不服气;它升起来,
飘向一个充盈的自圆;
并轨之际,清辉已绵密到
每隔八千里,就有一朵彤云
刚刚没收过虎啸或斜塔;
而照耀本身意味着
它始终反对空心,并渴望那个对称
并没有因人世的险恶而失效;
冷酷的,并不是我们
很容易就意识到我们
已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它布置我们的目光就好像
人的骄傲里有全部的秘密;
它早已试出黑暗像粗粝的磨刀石,
以及它的锋利的后果:
除了你,心并不需要别的奇迹。
.6..7.
日出协会
炽热到
浑圆,它用它火红的头颅
认领了无边的黑暗。
见过之后,没有人
能像一头驴那样
回到从前。
一次坚决的上升。
雄浑得就如同我们
其实也可以不必被计入
它的一种后果。
每一次,它都很准时。
以至于命运的堕落仿佛只和我们
永远都弄不清真假有关。
凛冽的曙光更像是
它主动履行的一道手续。
它重复自己,为的是
即便我们不能避开
死亡的偶然性,
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
像可爱的鸽子那样
在时间的栅栏里不断消失。
免费的壮丽。
有多少想象的空白
在我们最不自觉的时候,
已被它填补过。
如此,你的羞愧
依然是它的一种负担。
它不希望你错过
再黑暗的世界也不过就是
一个黑暗的巨壳。
去帮帮西西弗斯吧。
去推推那不存在的石头吧。
去辨认一下它是不是
太阳把大地还给我们之后
剩下的,最后一块瘢痕累累的辅料。
.7..8.
三十年来的臧棣
桑克/文
臧棣其实非常难写,虽然我们是从一九八九年就开始交往的朋友。一方面是由于臧棣的宽度和高度,一方面是由于彼此都太熟悉了。
和臧棣认识是因为西渡的缘故。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了,或者是在路边,或者是在一个未遂或者已遂的诗歌朗诵会上。我在日记中没有找到见面的记载。日记的随意性在此暴露无疑。与西渡的认识也没有记载,但我仍能清晰地记得俞旭雄为我们彼此介绍时的情景。我和他经常面对面地戏称彼此是江浙同乡,只不过他确实是浙江的浙,而我则是黑龙江的江。
这种同乡的感觉在一九八八年春天因为上海市民食用污染毛蚶而引起的甲肝疫情中达到顶峰。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共造成人感染,31人死亡(数字来自维基百科)。寒假结束之后归来的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同学全都隔离在学校网球场旁边的地下招待所里。我想去看望他和其他江浙同乡,但是门口刻板的保卫人员死说活说不许任何人进入,这让我顿生一种他荣幸逃进桃花源而我却被关进奥斯威辛的感觉。
一九八九年我和西渡二十二岁,臧棣二十五岁,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严肃地谈过艾略特谈过的一个诗人的二十五岁的问题,我觉得忒棒。这样一种只凭感觉判断或者评论事物的方式对于一个职业批评家来说可能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对于一个专业诗人来说却已足够。每当一个诗人谈起另外一个诗人的时候,要么是技术性的,要么是感情性的,因为他们关心的就是诗的核心,就是人生的核心。其他东西一时半会儿全都顾不上了。
年轻的臧棣,高大,帅气,温文尔雅而又阳光灿烂。现在想起来非常好笑的是我们都梳着中分的发式——完全符合一九八九年青年知识分子的标准形象。
每次翻看渐渐模糊的日记,看到朋友的名字,我心里都会涌现出一种难以表达的温暖情感。现在回过头看,我们之间的友谊确实不是一种普通的友谊,而是一种生死兄弟的友谊,一种抵达灵魂深处震撼人心的友谊,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经历过历史的暴风骤雨之后,这种友谊在彼此人生之中的重要作用几乎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这让我在回忆每一次谈话,每一封书信的时候,都会看到自己从这些老朋友身上获得的珍贵营养,无论是具体的诗歌,还是具体的生活。面对他们,我始终怀着不是感谢这两个简单的字就可以表达干净的感谢之情。友谊与诗歌,尘世之中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它们更像温暖的怀抱?
年,嘉荫茅兰沟峡谷,桑克摄
1
其实很可能并没有白鸽
而是她那花枝般的姿态
让我们感到露水滋润的安宁
血液凝结就像暗红的腊肠
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首臧诗中的一节。
那是在北师大学生宿舍里,在一本北大学生刊物《启明星》上。当时我并不认识臧棣。
诗中写到的“腊肠”这个名词给当时的我极深的甚至是令人吃惊的印象,因为把一种食品的具体名称写进诗中在当时的中国确实需要一种强悍的写作魄力,虽然我当时已从理论上认识到应该把各种看似异端的词写进诗中,然而落实到具体写作之中则是后来的事情。
这完全不是初学者的诗,它具有惊人的成熟性。
而且这种成熟性,按照今天的诗歌标准来看仍旧没有发生变化。它的确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损与反复打击,依旧屹立在臧棣诗歌天空的入口而成为第一颗闪亮的星辰。
在二零零零年出版的臧棣诗集《风吹草动》中,出现在“腊肠”这个位置之中的是“辣肠”这个词。或许是因为我的记忆有误,或许是因为臧棣后来的修改或者排版的误植,“辣肠”和“腊肠”给人的感觉的确是非常不同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个词就是“腊肠”,而且我从“腊肠”这个词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深沉和硬度。
每个词的出现都是一次选择,它代表着不同的向度和强度。在细腻的技术处理方面,臧棣几乎就是一个君主,这是他后来遭受某人诟病的主要原因,而我则是他的主要辩护者。
没有技术含量的诗往往都是值得怀疑的诗,因为“素朴的”只是一种营造出来的美学风格,而不是写作的实际。我后来从建筑学和美术技术史的角度确认了这一点。
这首名叫《房屋与梅树》的诗,当时的署名是海翁,写作时间是一九八四年。
关于海翁的笔名,朋友们曾经有过谈论,但是现在我更关心一九八四年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特殊的年份,当时我还在北大荒的农场中学里为了高考而准备功课,臧棣却已写出这样饱满的诗篇。我当然还知道一九八四年一月,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批驳社会主义异化论,它标志着什么或者预示着什么,我不说读者也是知道的。
而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却把我和臧棣的存在本质全都写出来了。
我非常推崇这本小说,正如我推崇臧棣的诗,只不过臧棣的诗看起来比奥威尔更有智慧。这是美学选择导致的,如果我是臧棣,面对社会压力就不可能不采取适当的方法。
所以我相信每个诗人之所以写诗,抛却可以说出来的部分,还有许多部分都是属于神秘范畴之中的(真正的神秘与我们故意伪装出来的神秘),包括一九八四这个年份,甚至包括我与臧棣相识的一九八九这个年份,都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由于神秘的命运。
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污点证人或者说我们彼此见证彼此的存在。我不知道臧棣是否同意我所说的,污点是某种原罪而非错误,但是我更可能看重证人的身份,因为我们全都看见彼此在这个时代的成长历程与极具韧性的斗争历程,而那些不了解臧棣的人给予他的误解,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对他们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对我来说完全是多余的。
在二零零三年出版的《新诗·臧棣专辑·未名湖》的《创作年表》中明确写着:“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开始诗歌创作。”
我想到两个与此相关的年代背景。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一九八三年九月,国务院对银行体制进行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从此真正成为专门统管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中央银行,而以前并非如此,而是什么都管。一个是思想的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十月份的时候,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提出全面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大问题。这两个背景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和严肃思考。我想它们可能会直接地或者转弯抹角地出现在大学新生臧棣的生活之中。
而诗人臧棣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诗的。他的历史性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
从一九八三年到二零一三年,臧棣写了整整三十年。
这其实也是中国诗歌发展最为迅猛的三十年。臧棣是这三十年中国诗歌的主将之一。如果没有他,中国诗歌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不出来。
《房屋与梅树》不仅还有“那些梅花繁星般饱满”这样的让我觉得新鲜的句子,而且它的四行一节的古典结构,重新为当时的中国诗歌建立了一种形式规范;在意象派对语言进行强力破坏之后,重新建立现代汉语作为基本诗歌语言的信心。此外还有那种宁静的精神气质更是让我拥有一种知音之感。我要认识这个人,然后命运之神就把西渡推到我的面前。
让我印象深刻的臧诗太多了,选读了这首,就意味着对另外一首的不公平。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蜻蜓点水,在这片记忆的浩大湖面之上——
所以一旦大雪突降
死就要被祭奠
还必须是与它相克的肉体
必须构成过一种伟大的
障碍。死最渴望的
是它曾不得不忍受过的肉体
(《詹姆斯·鲍德温死了》,一九八七年)
三行一节的古典结构;“必须”与“必须”之间构成的小排比;“肉体”一行与下节“必须”一行构成的跨节;“伟大的”和“障碍”构成的断句与跨行;“障碍”后面句号的使用。只要随便一指就可以看出这些在当时显得多么新颖的技术细节。它们对全诗的成功保障作用是极其明显的。如今跨行和句中标点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诗歌技术,在此我恭请后来的写作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最初的创造者和显示者。
这首诗是写詹姆斯·亚瑟·鲍德温的,他是美国作家和诗人,他写的《向苍天呼吁》是我们当时非常喜欢的书之一,而他写的《每个人的抗争小说》则是我一直想读而没有读到的书。关于生和死的研究,当年是非常重要的诗歌主题,我只是没想到后来它是那么严峻。
鲍德温死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所以臧棣这首诗的具体写作时间肯定是在这年十二月的冬天。当时的臧棣已经本科毕业,正在读研,不知他是否去看了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油画人体大展”。这个画展当时轰动了全中国,而且非议甚多。它的出现至少表明当时的中国艺术正在艰难地走向开放之中,而臧棣却在诗中早已先行一步。
所以当时出现的现代派和先锋派问题都是中国艺术问题之中的应有之义。
而臧棣更是较早地确立了诗歌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以确保诗歌的高度独立性。当年许多行内人可能不明白臧棣的内心,但是时间到了二零一三年,他们多少都会了解一些了。
而我是明白他的。当下面这些诗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彻底明白。
唯有燕子为我们援引宪法丛书
我轻佻人类的尽头
但是,尊敬大街的尽头。
和田野相比,大街上没有散步,
大街上只有溜达,就好像狗
一抬后腿,大厦的墙角便成了
硬梆梆的水泥篱笆。
这小小的报复还灵敏我们
缺少一种嗅觉。闻闻吧。
每个痕迹都有自己的经典,
但我们的本能已不适合阅读。
低空中,两座塔楼的缝隙间,
唯有燕子为我们援引宪法,
就仿佛我没有别的遗产,
这么多年过去,街头依然是我的遗产。
(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
三天后,我在“新浪微博”上读到这首诗,激动不已。
请原谅一个诗人碰到一首惊人作品时的反应并非直接评论。虽然我认为我具有相当的批评素养,但是我更愿意以一首诗来感应它的存在。
读臧棣《唯有燕子为我们援引宪法丛书》
这么多年过去,街头依然是我的遗产。
——臧棣
也是我的遗产,老臧。
是我们的共同遗产。
尽头是没有尽头的,
但我们仍旧可以虚拟一个漂亮的尽头,
像一篇小说的结尾,
不是欧·亨利的结尾,而是乔治·奥威尔的结尾。
老臧,请允许我在街头面前悲观一会儿。
你知道兄弟我从绝望的层次上升到悲观的层次,
已经耗尽这么多年积攒的妥协股票,
而且我还会继续妥协下去,
向我们敬畏的重口味儿的神圣原则,
那就是,或者永远是:
我喜欢熟知宪法的燕子
在我们之间盘踞的东北旷野之上盘旋。
(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
我想说的话全都写到这首诗里了,再说别的什么话就完全多余了。
臧棣诗歌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不到生命终止的时刻谁也不知道。
年,黄山光明顶,桑克摄
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我和臧棣不仅是受益者,同时也是不同程度的参加者。当时的臧棣潜心于诗歌技艺,潜心于各种知识的学习,进行各种辩论、训练和准备。当时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在学校与社会提供的营养之外进行百科全书式的自我教育,无论是北大的人还是北师大的人,只不过各自显示着程度的差异。
臧棣当时的目光非常高远,我的敬佩之心从那时候起一直延续到今天。
直到八十年代结束,痛苦来临的时候,或者更大的看不见的东西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彻底明白八十年代只是一种必然之中的偶然,一种黑暗之间的缝隙。
我们的传统不是连绵的仿佛丝线一样的东西,而是时断时连,或者跳跃构成,只有在我们关于传统的描述之中才能显示出一种坚硬而强悍的温暖整体。
重看当时的日记,我不想流泪,但是最后仍旧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非常奇怪,当时我几次把臧棣的姓氏写错,这是一向严谨的我根本不该出现的错误,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之后的某段时间,我倡导书写晚年和挽歌。我有时会偷偷地把臧棣的名字写成葬礼——极端的挽歌形式。直到电脑出现,这种谐音方式成为我们一种机智的文字技巧,给予我们许多乐趣。但是当年时代与个人的双重痛苦才是致命的。臧棣比我表现得更为克制,似乎更能忍受这些强力的压迫,也许因为他长我三岁,也许因为他确实看到了痛苦与颓废的毁灭性质,而我却有一种沉湎的倾向。臧棣更沉得住气——
独自坐在桌边
我喜欢看着它
被一个隐喻紧紧抓住的样子
(《谢谢你,酒杯》,一九八九年;一九九零年)
隐喻是一只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隐喻?我反复猜想过。而“喜欢看着它”是一种客观观察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直接体验的方式。我听见臧棣说必须保持距离。
擦洗过纪念雕塑的蓝布
好像也把彩虹刚刚擦抹过
而蓝布被扔进河中投洗时
浑浊的浪花贩卖着教训
(《岸边》,一九八九年)
看起来晦涩是不是?如果你仔细阅读,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清晰的,至少语言逻辑一丝不苟。你只要追随它的脚步,必然会接近真相。蓝布是什么?和崔健写于一九八八年的《一块红布》是什么关系?浑浊的浪花为什么不是提供教训,而是贩卖教训?教训又是如何被贩卖的?多提几个问题,或许会拓展我们对这首诗从表面到深处的多层理解。或许你更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诗歌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一种反动——新意就是这么产生的。
我还可以向遇难者的灵魂讲解
一只燕子在飞翔时的各种姿态
……
但假如它企图闯进我的头脑,带着阴郁的
背景和预言,我就会不皱眉地说“滚你妈的”
(《燕》,一九八九年四月)
把粗口“滚你妈的”混在讲究的书面语中,这种拉金式的综合形式这时已经成为臧棣的一种写作实践。他的百无禁忌表现得非常大胆,但是你从来不会觉得突兀或者别扭(相反还有一种优雅的错觉),这其实就是有效控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臧棣会经常开创一种新的写作技巧,不管是有机移植的,还是独自创造的,时不时地让人耳目一新。
更多的时候,臧棣的创新甚至变本加厉,不仅挖苦与自嘲并用,而且毫不含糊地指涉更大的主题。而当时我面对命运的挑战却仍旧处在悲痛之中难以自拔。这固然因为彼此处境的不同,更是因为认识程度的不同。把苦难视为生活本身和把苦难视为审美对象从来分属不同的境界。
转折
“我们如何送去一个手势”
——多多
争不过命运——
它粗得像一个娶妓女作小老婆的
劣神的大腿:
你受罚变成那里的一棵树。
第二天早晨,有人把路牌
错当成墓志铭往你的鼻梁上钉。
你的呼吸中开始有血丝
织着一块用来重新相认的手帕
如果它拭泪,天就会下雨。
某种疼痛使你把树叶
当成眼睛睁开:一口烧红的铁锅
冒着青烟,追赶着飞奔的
野兔,将留在小路上的脚印
弄得凌乱不堪,但是
线索并没有中断。远处
有人换了一根针
接着用地平线,缝那件
你将会在夜里穿上的风衣。
(一九八九年十月)
多么凶狠的写法,又是一如既往的细腻。
戏谑和讽刺,想象和机智……
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未来,这首诗仍旧是立得住的。时间不仅没有使它变得陈旧,反而因为隔离而使它重新变得新鲜起来。它所显示的历史相关痕迹,我们既能发现其中一脉相承的东西,也能发现一种稀罕的教训。我当时误以为它的制作性是比较缓慢的,后来才渐渐发现其中的奥秘:它其实是臧棣发明的一种基本书写方式,他一旦运用起来就会非常自如。
这种基本书写方式是在平日训练之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写作之中。写作之中是依靠基本方式的,然后在其中进行新的创造。而完全的形式创造的表现却并非如此。
我受到来自臧棣的技术启发总会及时促进我的进步,尽管我和臧棣是那么不同。没有人是相同的。同是处女座,我和西渡、徐江是不同的;同为金牛座,臧棣和伊沙也是不同的。
但是我仍旧能够找到我们之间的相同之处,那就是对形式的某种倚重。
姑且不说它们是学院派的还是非学院派的,虽然我个人倾向于学院派,而且不是那种死板的教育制度之中的学院派;也不说后来发生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争论,虽然我个人倾向于原始概念之中的知识分子界定,而不是后来遭受妖魔化的知识分子概念。
这些基本的东西,我和臧棣大多一致。而且他更聪明和更睿智,从不轻易涉险,因为他所有的美学冒险全都体现在控制严格的局部创造之中。
一九八九年不仅是臧棣的转折,也是我的转折(诗和人生的要命转折),我们一代人的共同转折。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历史的包袱,相反,它终于成为我们期待的审美对象(我知道得比臧棣晚)。犹如爱过的人才懂得爱一样,我们在泪水中终于明白什么才是我们的工作。
年,河南巩义,桑克摄
3
我曾经希望时间像石头一样凝固在某一时刻。
这确实是妄想,犹如故友戈麦写过的一首诗的名字:“妄想时光倒流”。
如果把某一时刻替换为年代的话,我希望这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年代,而不是在首先让我痛苦而后又让我重新奋起的异常孤独的九十年代。
对于臧棣来说,九十年代是他开始淋漓尽致地展现多方面诗歌才华的年代。
某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可能会批评我,但是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九十年代不仅是臧棣认识当时中国诗的主要框架,而且我觉得这个框架用在他自己上非常合适。
关于九十年代的诗歌,读者可以去读臧棣以及其他人的相关文章,你们会确认我所说的。
我知道我们的九十年代可能并非是从一九九零年一月一日开始,而是从一九八九年四月和五月或者六月开始。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八十年代并不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结束的,而是一九九零年的某个时日或者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天。
请原谅我对时间的执著或者较真,同时也请原谅我对历史事件的某种近于病态的迷恋。我把它们不仅当作叙述线索,而且当作重要的坐标或者海图。没有它们我会陷入一种虚无之中。那天和清平通电话,清平对我的虚无说:“只有限量版的虚无才是有所帮助的。”
暂且不说臧棣九十年代的个人生活、翻译活动以及业余编辑生涯。
我只说臧棣的诗人部分以及兼职的批评家部分。不少人把臧棣看成一个学者和批评家,这不能算错。正如臧棣本人说的,他把自己首先看成一个诗人。因此我把他的认识首先看成一个诗人的认识,即使是用学术方式表达出来的认识。
臧棣的认识变化总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而不是大开大合,霹雳式样的。所以观察他的诗需要格外的细心或者真正的阅读与了解,粗心的人只能看出一个外在的轮廓。
九十年代的臧棣向深度方面挺进的同时仍旧延续着一九八九年的感情与经验。经验这个词从诗歌史的角度看起来似乎更为重要一些,因为致力于经验的表现或者之后被人们所称道的叙事方式的纳入,正是九十年代诗歌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工作不仅是臧棣完成的,也包括一批极为优秀的诗人的共同努力。臧棣的工作显得非常独特——
一个本世纪末的隐私晾在竿上
和衬裙·连裤袜一起,往下滴着水
一些蠢货借机提出了可以用钱来回答的问题
像米尔·德·诺查丹玛斯这样的人
组成他们名字的字母,为什么
总是少于人类那易被诟蚀的牙齿的数目
(《我们时代的手相——为熊挺而作》,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九九零年一月)
机智表达部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臧棣的诗歌表现,但是其中的经验部分则是后来才被确认的,当时的一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现在看来类似晾晒衣服这样的经验可能是稀松平常的,但是当时带来的却是一种对生活经验的革命性拓展,或者说由此而增加了诗歌的表现力,同时为存在提供了深刻的理由。
因为我或者说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当时正在丧失生存理由而面临绝境。
经验从精神角度来说的确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但是沉迷于诗歌艺术的我当时只看到它在诗歌之中的作用——比如,羡慕“衬裙·连裤袜”这样的敏感词汇(相对于保守的我来说的)和中间的间隔号——好像它并不是单纯地指出衬裙和连裤袜的并列语法关系,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姓氏一样,尤其羡慕臧棣把诺查丹玛斯这个人物写进诗中。
当时在知识分子或者某些人中流行着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这可能比较满足我对毁灭的向往,因为我非常想失去我的锁链。记得徐江从天津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的老师蓝棣之,彼此曾经相约不和他谈诗,只谈政治和诺查丹玛斯的人类末日。我记得蓝老师把我们送到单元门口的时候,我们已经转头,往学生宿舍走的时候,蓝老师还在大声地追问我们:你们说的预言是真的么?我相信是真的。它是“我们时代的手相”之一。
臧棣把时代图景凝缩在手相之中,而在对手相的观察分析之中,他敏锐地看到“钱”和“诺查丹玛斯”的同时存在(衬裙和连裤袜可能还会导致与“性”有关的联想)。虽然我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但是我并不把臧棣的这几行诗看成今天的预言,而是理性地看成逻辑判断。他的判断只是在缺少正常理解的时候才变成神秘的预言的。想想臧棣今天的诗,用心的读者可能就会为自己暂时的不理解而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一切其实都在诗中,只是你没有看,或者说你只是似乎看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地看见它醒目的暗示。
臧棣可能是我见过的给朋友写诗最多的诗人。他的不少作品都是给谁谁,或者为谁而作的。一方面是由于他珍视友谊,另外一方面的原因表现在诗歌本体方面,他把这个领域的经验提升为诗歌题材或者诗歌主题,同时赋予自己以观察者和对话者的双重身份。他曾经给我写过两首,其中一首《打击乐》收在诗集《风吹草动》里。
我不知道,又像是知道
为什么我会成为官方新闻媒介
低调处理的音乐事件
因为我是被告 又是原告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九九三年五月)
在经过一九九一年戈麦去世等一系列的生活打击与致命折磨后,一九九二年我出关去哈尔滨一家报社谋生。我以为我会像臧棣说的,在哈尔滨待三四年后就回北京了,结果一待就是二十年。我们分别在第二个诗歌的十年里,发展着自己极为重要的九十年代,比如经验的较量和多种方式的尝试。反讽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性的表现方式,它对活着是有利的。
我和臧棣开始书面通信就在这个时期,直到一九九七年电子信箱出现也没有完全终止。
臧棣送我的这首《打击乐》显示出我们当时的共同职业背景:新闻记者。我和他几乎都是职业新手,如此广泛而触目惊心地接触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我们的诗歌也产生了影响。可惜的是许多人在看臧棣这个时期的作品的时候,几乎都忽略了臧棣新闻记者的职业身份,而他之后的学者身份却受到了过度的注意。
硕士毕业后,臧棣进入中国新闻社工作。这是一家面向西方的中国官方通讯社,我在工作中,经常被要求采用新华通讯社的稿件而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稿件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臧棣在诗中对我说:“为什么我会成为官方新闻媒介”,这其实也正是我想说的话。我当时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是启蒙,而非给诗歌提供经验。现在前面的色彩明显减弱,原因是我的疲倦。我现在确实知道了什么叫困难,而以前所谓的困难仍然具有想象的成分。
与“官方新闻媒介”并列的词组是“低调处理的音乐事件”,不仅呼应“打击乐”,而且使“官方新闻媒介”获得新的比喻。读者完全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契合点,正如在“原告”和“被告”这样的法律词汇之间找到契合点一样。“我是……又是……”属于典型的臧棣句式,它包含着选择性的意图,其中两个空白处的词汇往往都是对应的,而且截然相反,它显示出的真正矛盾性有时会被词语的个性魅力所淹没——这是我们需要谨慎对待的。
“为什么我会成为官方新闻媒介低调处理的音乐事件”,换成这样的长句你可能就会明白这两行诗里其实还包含着其他的意义:一是我成为音乐事件;二是这个音乐事件是经过官方新闻媒介低调处理的。诗歌断行所构成的丰富性(显示歧义)就在这里。
收到诗集里的《打击乐》和臧棣当时抄给我的《打击乐》的手稿,在某些字词上是有差异的,比如诗集中的:“我是得动的幽灵/以人类的感觉为道路”,手稿中的:“我是行动的幽灵/以人类的感觉为道路”,“得动”比“行动”细腻,而且有一种自我要求藏在其中。
在诗的结尾,臧棣写到——
请相信:黑暗中如果无路可走
那么就走进我吧
我们相依为命结伴抵达的地方
必将远过天堂
“相依为命”,“结伴抵达”——在黑暗之中,在孤独之中的我正是依靠朋友们的温暖才熬过哈尔滨每年六个月的寒冬,而其他六个月的孤独和寂寞并未因为气温的变化而减少多少。当时通的电话,写过的信,全是把我支撑到今天的金属支柱。
友情总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仅是在诗歌方面体现出这一点。
臧棣的诗,臧棣的许多看法都给我以极强的促进作用(有的读者质疑这与臧棣的诗有什么关系?仔细听着,其实是有关系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读英文原作。虽然我从小就跟一个老知识分子学英文,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以译代读”的方式阅读庞德和威廉斯的诗,但是直到臧棣的反复叮嘱之后,我才痛下决心,并使之成为我主要的阅读方式之一。
在语言方面,我是很重视养炼自己的语言意识、语感,及一切关于语言的哪怕是最枯燥的知识。在这里,我唯一能向你推荐的“秘密”是,坐下来,下大决心,掌握英语。(想想中学没毕业的Brodsky布罗茨基一边手捧词典,一边读Eliot,Auden,Yeats,Pound等人的诗的情形吧。)如果能读Yeats的原文,你会发现你再写诗时,会对汉语有一种崭新的感受和领悟,甚至是觉醒。
(臧棣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来信)
这些温暖的叮咛就是我保存二十多年的写作秘密之一,今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经常对我看重的诗人说,坐下来掌握英语吧。我把臧棣的秘密传给其他的诗人。
臧棣自己也是如此,他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