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莫丰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年以来，欧美国家逆转全球化性质的事件频发，让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困境的讨论进入一波高潮。现有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国际公共安全事件的暴发，全球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都迎来新挑战。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并非对立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影响，国家治理结构的调整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会影响全球治理模式的升级，全球治理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将落到主权国家层面。从国家理论的视角看，在全球治理中国家未曾离场，也不会离场。

全球化时代，治理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跨区域性的特点，国家这种建制模式在全球化中的表现成为热点研究议题。国家治理模式与全球治理模式在处理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孰优孰劣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此时全球治理兴起，国家面临角色转化，国家的传统职能和权威受到挑战。简单总结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角色的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治理模式将成为主导，“国家中心的世界”已经不具有统治地位。全球治理模式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关系，是一种去主权化的治理。国家的边界和主权已经被全球化影响了，甚至面临重新塑造。民族国家已经失去决定利益分配的角色，技术变革以及民族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事实削弱了国家能力。此派观点还认为全球治理是一种弥补国家失败的途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从未消失，国家的中心地位也没有被剥夺。比如日本学者星野昭吉通过分析全球治理的制度构建问题，认为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并且全球化进程更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依旧能回应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变化，因为国家与民族企业的联系紧密，国家掌控关键的技术和研发部门，大部分跨国公司依靠的还是其总部所在的城市，并受其所属国政府的控制，国家和资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全球化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运作的。马丁·沃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中提出，全球资本和文化趋同是全球化背景下挑战民族国家地位的两大因素，但是这两大因素并未对民族国家的地位造成削弱，不仅如此，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治理还高度依赖于国家的能力。如上两种观点的分歧点在于民族国家这种建制模式在全球治理模式下是否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其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止有一种行为体。

直至今日，关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民族国家体系的讨论仍在继续。年以来英国脱欧事件、欧洲难民问题、西欧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美国特朗普政府颁布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政策，年公共安全事件在全球的蔓延，风险社会下引发的经济衰败、族群矛盾和社会失序等现象让学界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议题上。针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变化，任剑涛教授在《探索与争鸣》年第3期发表了《找回国家：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一文（以下简称“任文”），指出全球治理发展时期国家功能需要强化，此时部分国家却发生衰落，无法满足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因此在这一阶段产生了国家治理应该让位于全球治理的论述，造成国家治理地位的下降甚至国家治理的失败。然而全球治理没有逼退国家治理的能量。全球治理模式有自身的弊端，比如容易被强势国家主导。国家这样的建制没有现实的替代者，必须呼吁找回国家，调整国家功能以避免发生国家失败。任文厘清了全球治理时代民族国家是否已经不适用的争议，解答了国家治理衰败的根本原因以及国家理论的重要性。但针对文章中全球化与国家化两相对照的框架、全球治理与国家委顿、找回国家的主要观点，笔者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在此与任剑涛教授商榷。

围绕贯穿本文的两个中心问题：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国家到底有没有发生“离场”？笔者分四个部分阐述观点：第一部分简述采用国家理论视角而非全球化视角观察国家治理的正确性；第二部分细解找回国家理论，从国家自主性的具体表现来论证国家从未离场，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为交互关系；第三部分以国家理论为基础，对任剑涛教授举例的发展型国家的国家主导模式、欧美发生国家归来的现象做一个反驳性论述；第四部分总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交互关系，进一步说明国家从未离场。

一、国家委顿：国家理论视角下的兴盛衰败

论及全球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任文采用全球化与国家化互为观照的框架展开论述。任文首先描述全球治理发展时期国家治理地位下降的现象，而后论证全球治理模式也会低效并造成国家委顿、产生国家主权问题，从而说明国家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呼吁国家回归。笔者认为，把全球化和国家化作为互为观照的两个对象，从全球化的视角去分析全球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这样的逻辑框架论证较为单薄。该框架下的叙述方式会让读者产生全球治理成功与国家治理失败是一对并列关系结构的想法，进而造成这两种治理模式之间是零和竞争的误读。而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并非对立关系，“不能以全球治理代替国家治理”才是任剑涛教授的观点，也是笔者接下来论证两种治理模式关系的基础。

笔者认为，应该把国家理论的本源作为研究视角，而非将国家理论带入全球化的视角，去分析全球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所带来的，无论是正向有益的还是消极无益的影响，都给国家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应付纷繁多变的各种问题时，就容易受到各种质疑。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孰优孰劣的讨论类似，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争鸣也持续不断。西方始自洛克的“社会先于或外在于国家”；继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认为市民社会不可避免自我削弱，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外在的最高公共机构；再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热潮，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各派学者的不同发声中日臻成熟。一类观点是重视国家角色，典型代表口号是“回归国家”；与之对立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