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考斯基书信集

《关于写作》

查尔斯·布考斯基著

里所译

在这本珍贵的书信集里

通过写给出版人、编辑、作家同行们的

近封信

布考斯基分享了他关于创作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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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把写作称为一种疾病。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开心这种病找上了我。每当走进这个房间，看着这台打字机，我总能感觉到某些来自别处的事物，某些奇异的神灵，某种完全难以形容的事情，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絮絮叨叨的、绝妙的幸运触动着我，并且这幸运的感觉在持续、持续、持续。

——布考斯基致编辑亨利·休斯

写作曾让我免于发疯，让我不至于被杀或自杀。我依然需要它：现在，明天。直到停止呼吸。

——布考斯基致编辑杰克·格瑞普斯

反正，我45岁了今晚，在给亨利·米勒写信。这很好。我想芬克博士可能觉得我是个势利小人，我只是不想四处敲门推销自己。我一直独来独往，以后也还会这么固执。我仅仅是不喜欢大多数人——他们令我厌倦和混乱，让我的眼睛闪烁不定，他们强暴我、欺骗我、压榨我、愚弄我、教训我、侮辱我、爱我，但更讨厌的是他们在不停地说啊说啊说说说，最后我总觉得自己像一个小猫被一只大象狠狠压着。这对我一丁点儿好处都没有，太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对我没什么好处。……我就是一坨屎，还是那么不合群，现在我发表了一些诗，他们就来敲我的门，但我还是不想见他们。区别在于：如果你谁也不是，你还孤僻，那你就是个傻子；如果你有了一点点小名气，你也孤僻，那你就是势利眼儿。他们总能找到适合你的恶名安在你头上，不论你做什么。

——布考斯基致作家亨利·米勒

对我来说，不写不行。我写得入迷。

于大脑深处，我一直记得在亚特兰大的日子，现在我会不停地尽我所能回想当时的情况，那时我正忍受着饥饿，神志不清，但当我用铅笔头在报纸空白处开始写作的时候，也许我还算清醒。那些报纸是房东铺在泥地上当地毯用的吧。不发疯吗？当然发疯，但是一种好的疯，我宁愿这么去想。无法忘记当时的情形，永远。在文学方面我受过最好的训练，那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我总是设法冲破各处的天花板，并且说到做到。

没有什么事能比在纸上写出一行行句子更有魔力、更美好。全部的美都在这里了。一切都在这里。任何奖赏也都没有写作本身更伟大，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我无法理解那些停止写作的作家们，那就好像把你的心摘下来，再把它丢进下水道冲走。我会写到我咽下该死的最后一口气，不论别人觉得我写得好或不好。终点就像起点一样。

——布考斯基致编辑约翰·马丁

《关于写作》

《关于写作》展示了作为艺术家的布考斯基对待写作这项苦差的坦率态度，揭示了他面对荒谬的生活、面对艺术时的谨慎和不妥协。这本书展示了这位美国传奇人物和反主流文化偶像——“底层的桂冠诗人”（《时代》）——的鲜明复杂的人性，他坚忍地记录着这个社会被践踏的和堕落的；本书也传达出这位艺术家接地气的发自肺腑的心声——“别只是试一试”——他的作品里处处回响着这种核心理念。敏锐的，深刻的，有时也是戏谑的，《关于写作》不仅充满了令人难忘的语句，更传递着布考斯基特有的硬气，融合着他的优雅、怜悯和隐秘。

关于作者

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Bukowski，—），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先锋诗人之一，散文家、小说家。年生于德国安德纳赫，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两岁时全家迁居美国。他在洛杉矶长大，并在那里生活了五十多年。从十三岁时起，布考斯基便接触到了平生两大嗜好：写作、喝酒。作为一位异常多产的作家，布考斯基一生写了五千多首诗，出版有六部小说集、数百篇短篇故事。在完成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果肉》不久后，年3月9日在加利福尼亚圣佩德罗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关于编者

阿贝尔·德布瑞托（AbelDebritto），前布朗大学富布莱特学者、现任玛丽·居里学者。他也是《查尔斯·布考斯基：地下之王》的作者，同时还是布考斯基《精选诗集》《关于猫》《关于爱》等作品集的编选者。

关于译者

里所，诗人、译者、画家。生于年。年本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年获美国亨利·卢斯翻译奖金并成为佛蒙特艺术中心当年的驻留诗人。曾应邀参加莫斯科诗人双年展和麦德林国际诗歌节。著有诗集《星期三的珍珠船》，译作《爱丽丝漫游奇境》《关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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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信属于你们了

——《关于写作》编者后记

文

阿贝尔·德布瑞托

译

里所

为了找到布考斯基关于写作的最有深刻见解的书信，我翻阅了近页他未发表过的各种通信，偶然发现了各种此前从未看过的珍宝：他鲜为人知的写给亨利·米勒、惠特·伯内特、凯亚瑟·克罗斯比、劳伦斯·费林盖蒂的信，以及写给他的文学偶像约翰·芬提的信；一份被遗忘的关于布考斯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勃起、射精、展览和正常疯子的普通故事》的彩色简介；布考斯基为他的第一本荷兰语作品《醉酒的奇人和其他贡献》而写的简历，这是这份简历第一次以英文发表；一份未完成的诙谐的文学杂志，名字叫《厕纸评论》。

还有一些布考斯基早期的信，那时他会故意使用一种明显很华丽、刻意的语气。另外还有一些令人激动的插图，现在也是第一次面向公众。这些罕见又珍贵的材料，连同布考斯基那些充满激情的信，让这本书信集自然而然地像他的其他作品集那样引人注目。确实是这样，这里面有布考斯基最好的特质：生猛，机智，动人，干脆利落，毫不留情。

就大部分内容而言，这些书信都有明显的即时性，布考斯基很少说套话，他在每一封信里都侃侃而谈，以满腔真实的热情讨论着各种日常事件，就好像布考斯基是在以写信的方式写诗——他自己也不断声明信和诗歌同样重要。同时，有些信读起来很像故事，就像他真的是在写一个构思严谨的短篇小说。

对布考斯基来说，诗歌、小说、书信都同属一个范畴：艺术。就连面对第一次通信的人，他也总保持着相同的热情，他写给爱德华·范·艾尔斯汀和杰克·康罗伊的信也完全是布考斯基式的，和他写给朋友、编辑、保持联系很长时间的诗人的信一样真诚。对布考斯基来说，这其中没什么不同，信只是一种他表达自我的媒介，不论这些信是写给谁的。

自发偶然性在布考斯基书信里也很突出，大多数信里都有很多他的第一念和一瞬间的最佳想法，不管是写给朋友还是写给敌人，从他充满荣耀的第一人称里，传出的都是他有力的声音。布考斯基的书信剔除了一切浮夸伪饰，成为他那一刻情绪的透明又清晰的快照。不论是他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关于其他美国著名作家们的言论，还是当他刻薄地批评着那些当代诗人，他创作时无拘无束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地体现在了他的书信里。自始至终，布考斯基都是同一个布考斯基。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他写给惠特·伯内特、凯亚瑟·克罗斯比、亨利·米勒和约翰·芬提的信里，布考斯基的语调看起来多少有点不自然，甚至有些羞怯，就好像他不想让他们不高兴一样。再有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一些信里，他的文风更繁复，故意拿腔捏调，有种狂热的戏谑感，为了某种幽默效果，他引用了很多被他称为“字典词汇”的用词。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期的诗歌中也有体现，他早期有些诗就是令人费解而华丽的，而他后期的诗就有了“接近目的的一种清晰”，他曾这样评价过自己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书信里的语调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当他开始和乔恩·韦伯、威廉·考灵顿通信之后。早期那种恶作剧式的措辞就被代之以直接的言说了。从那时起，布考斯基才开始成了大多数读者更熟悉的这个“布考斯基”。

对于早期和后期的布考斯基来说，写作都类似于一种无药可救的愉快的疾病，这些通信就展示了布考斯基有多么珍视写作给他带来的幸福。不管怎样，写作都是种他无法停止也不愿停止的自然力量，像一条在暴风雨中不知要把他带往何处的汹涌的河。布考斯基很少遭遇作家们会遇到的瓶颈期，他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都勤奋地保持着日常写作。

在年的一个采访里他生动地表达了对写作的强烈欲望：“如果我有一周没有写作，我就会生病，我就开始无法说话，我会晕眩，我躺在床上动不了，我会吐，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就感到窒息。我必须去打字。如果有人把我的双手砍了，那我就用双脚打字。”他勤勉又有纪律的天性决定了什么才是真正令他感到幸福的：“任何奖赏都没有写作本身更伟大，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次要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这么吐露过心声。再加上布考斯基一贯对于写作中强烈愉悦感的强调，他得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经典结局：寓教于乐，就像贺拉斯在无数世纪以前说过的那样。

常年居住在他位于洛杉矶的公寓，布考斯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他完全不关心外面发生了什么，当被指责缺席了20世纪60年代时，布考斯基冷漠地回复说：“见鬼，嗯，我那时在邮局上班呢。”和他在大苏尔的偶像罗宾逊·杰弗斯一样，布考斯基在完全孤独的状态下兴奋地写着；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生活在地下室里的男人一样，他从他隐蔽的窝里投出那些燃烧弹，让读者和出版商都目瞪口呆。在没有机构支持的情况下，布考斯基孤注一掷地发射着他那些永恒的导弹，对抗并搅动着紧绷的文学界。恰恰是这种对永恒的坚持让他的作品持续流传并令人难忘。

布考斯基生于德国，在洛杉矶长大，家庭环境中爱与感情的缺失，塑造了布考斯基坚硬与独立的个性。他看待世界的角度近乎是尼采式的。作为一个内心绝望的人，年龄又比那些新兴作家大，对于那些时髦的流行趋势，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或肤浅的主张爱与和平的思潮，布考斯基一贯持一种轻蔑的态度。他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既喜欢扎堆又爱标榜自我中心主义的流行团体，比如看上去更喜欢站在聚光灯下而不是踏踏实实写作的“垮掉的一代”。布考斯基把自己从那种喧嚣的气氛中隔绝了出来。

骨子里他就是一匹孤独的狼。布考斯基喜欢引用萨特的话“他人即地狱”，当然他也从来没有否定过自己受到过很多作家的影响。酒和古典音乐也对他的写作有重要的影响，可能和那些他尊敬的作家、他不断在信中表达过谢意的作家对他的影响一样多。他也反复表达了对那些小出版社的编辑们的感谢，特别是对乔恩·韦伯、马文·马龙的谢意，当然还有约翰·马丁以及他们俩一起完成的“充满魔力的旅程”。与此同时，布考斯基也反复贬低了那些公认的伟大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和福克纳。很多当代作家也在他的攻击之列：卡洛儿·伯格、罗纳德·西利曼、亨利·米勒（还有他喋喋不休的“星际迷航”），罗伯特·克里利也被他尖锐地攻击过，但一反常态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考斯基改变了他对克里利的态度，承认他以往的批评是自己多虑了。布考斯基曾多次说过，他写作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看见别的作家们都写得太差了。

无论从哪个标准来看，布考斯基都不算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仅仅在大学里待过一年半，不过他很为自己年轻时读过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里数不清的书而感到自豪。尽管他总是拼写错很多知名作家的名字，这个臭名昭著的粗鲁又醉醺醺的好色之徒却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中世纪诗歌，以及尼采的警句、莎士比亚的诗句、惠特曼和其他文学巨匠们的各种诗句。这个看似无知的老淫棍确实太了解美国文学了。

不仅如此，布考斯基对语法问题也非常挑剔。在年4月2日写给安东尼·林尼克的信里，“别妨碍我们公平”（leaveusbefair）和“让我们是公平的”（letusbefair）这两个短语让他纠结半天，布考斯基用他特有的诙谐的方式对抗着语法规则。另外，如果那些文学杂志的编辑们在发表他的诗歌时不小心犯了排印错误，布考斯基会表现得特别生气，气急败坏地大肆抨击他们。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布考斯基几乎没有时间修订作品，他可能对排印错误表现得太苛刻了——当然理当如此——这些错误对当时发表他作品的小油印杂志来说很常见。

一些非写作的事情，比如给全世界上百份文学杂志投稿，对布考斯基来说都是浪费时间。他经常对他的长期合作编辑约翰·马丁说，他觉得为黑雀出版那些特别版本画大量的插图严重耗尽了他的精力，他觉得根本没必要那么做。有时布考斯基会爆炸，感觉马丁把他当作“白痴”，他会冷嘲热讽地回应马丁的需求说：“好的，父亲。”有趣的是，当安妮·沃尔德曼和艾伦·金斯堡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邀请布考斯基去纳罗帕大学授课的时候，他拒绝了他们。对布考斯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去写下一行，投稿、画画、临时授课等事情都只会令他心烦意乱。写作才是他的支柱和靠山，他不停地攀登着。

在这本书信集的最开始，年轻又落寞无名的布考斯基写信问哈莉·伯内特能不能在《小说》杂志谋得一份工作，到这本书的最后，几乎也就是布考斯基离世的一年前，他已经获得了远远超越最初梦想——成为一个小杂志社作者——的名气，他在最后一封信里率真地感谢了编辑约瑟夫·帕里西，为《诗歌》在长达数十年坚决的拒稿后终于发表了他的作品。这些信无不展示了布考斯基顽固的坚持，让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对成功和认可的饥渴追求，告诉我们写作这个疾病对他来说是不能也不愿被治愈的。从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艺术家开始，布考斯基就有系统地培养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特质，这也确实最终使他成了“布考斯基”这个人物，他也将和他的作品一起幸福地长存于世。他的这些书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他如何通过一生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个文学巨匠。

现在这些信属于你们了，连同它们所有粗粝又强悍的荣耀。

阿贝尔·德布瑞托

于西班牙特纳利夫岛

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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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考斯基书信集

《关于写作》

查尔斯·布考斯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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