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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良叔；来源
良大师；源自
水流高山
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元左右，有9亿多人的月收入在元以下。前些天，当李克强总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表示瞠目。6亿人？元？也就是说，全国有接近一半的人口，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猪肉。这怎么可能？！说实话，当我听到这句话，却一点也不惊讶。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人的收入不足元。注意，元是年收入，不是月收入。而这些人在哪呢？就在中国经济的最强省——广东。1
广东的两副面孔
有人说，广东富得流油。这话我没法反驳。毕竟自年起，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GDP总量第一的宝座。“万年老二”的江苏，一直喊着要超过广东，但结果呢？去年广东依然第一，江苏还是老二。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说广东“富可敌国”，真不是吹的。但作为一个在广东待了20年的人，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很清楚，广东富的是珠三角，富的是深广佛莞惠珠，富的是马化腾许家印杨惠妍；而不是粤西粤东粤北，不是地里的农民、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是写字楼里的基层白领。所以我常常说，广东有两副面孔：一面富可敌国，一面穷得离谱。早在年，据说在一场全国的贫困地区经验交流会上，广东省的代表曾遭到其他省份的灵魂拷问：“广东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广东这么富，还来参加穷人的会议？”
22年后，我又听到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谁敢说这话？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而且这是年他在广东河源调研时，当着记者的面说的。这句话还引发了一波讨论。因为大家都知道广东的富，却很难相信它的穷。但对于这句话，我也没有多意外。几年前为了见一位故友，我从深圳开车到湛江，不到10小时的车程，沿路的风光却堪称当代中国经济地域差异的缩影。从深圳出发，途经广州、佛山、中山、肇庆；再往西，便是云浮、阳江、茂名……从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到厂房和烟囱遍布的工业地带，再到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萧条的村庄。这就是这一路变化的风景。唐朝诗人孟郊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想说的却是：秋风萧瑟马蹄疾，一路粤尽富与贫。▲广东韶关
确实是这样，广东的确是全国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省。举个例子：年，广东最富的是深圳，最穷的是云浮，前者的GDP是后者的多少倍呢？29倍。而“万年老二”的江苏，它最富的是苏州，最穷的是宿迁，而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2倍。同样，在排名第三的山东省，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广东各区域间的贫富分化，远甚于其他省。
再具体到每个人，广东的贫富差距更超乎想象。比如说，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在年的富豪榜中，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整整6名。但与此同时，截止到年，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3个省级特困县，12个山区贫困县。在广东这片被誉为“遍地黄金”的土地上，还有很多人依旧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甚至无处容身。2
地上有金子，他们却看不见
年，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组，曾深入到粤北地区进行采访。随后，他们推出一期名为《“穷广东”调查》的节目，其口号是：“颠覆一个熟悉的富广东，重建一个没有贫穷的新广东。”广东到底有多“贫穷”呢？在节目中，一位村民告诉主持人：三餐都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喝粥就不会饿。
另一位村民则告诉记者，如果出去打工，她家的年收入是几千块。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出去，结果那时连洗衣粉也买不起，孩子发烧了还得向别人借钱。还有一户村民，他家里的房子不到10平方，煮饭、吃饭、住，都在里面。四壁熏得乌黑，没有像样的家具，铺盖、卧具又黑又硬。看着这番情景，当时韶关市社会保障局的刘海翔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感慨道：“没想到城市差距会那么大，改革开放都30年了。”
▲广东韶关
当年，《南方日报》也做了一系列关于《“穷广东”调查》的报道。他们派出7位记者，分赴7个贫困村驻村采访，涵盖了粤东、西、北，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就在珠三角。比如说，在粤西的雷州，东塘村的村干部就自嘲道：“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
由于土地贫瘠，沙化严重，雨季有积水，旱季有时又长时间滴雨未下，这里的粮食亩产量最多只有斤。而在其它地区，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当时东塘村有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的统计，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村里唯一的一所小学依然没有厕所，学生想上厕所只能到学校附近的树林解决。时间一久，树林里臭烘烘。“不能入，一不小心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由于条件艰苦，师资力量匮乏，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于是“雷州普通话”便代代相传。▲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等上了中学，每学期元的寄宿费和每星期20元的伙食费，又成了村民们沉重的负担。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校长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的“鸿沟”。
但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果不其然，一批批从东塘走出去的年轻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又铩羽而归。他们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实在是太难了。3
“民工荒”
当张五常说“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当粤港澳大湾区高喊着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粤西粤东粤北的贫穷，似乎显得“不合时宜”。有人说，珠三角明明出现了“民工荒”，为什么还有人窝在村里挨饿？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大约是从4年，我们开始频繁地从媒体上看到3个字——“民工荒”。紧接着，很多学者也说“刘易斯拐点”要来了。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业转移时，劳动力由过剩走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城乡收入也将趋于平衡。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吗？不妨做个对比。9年，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9亿，占总数的38.1%。而年，美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仅为0.7%，加拿大为2.0%，日本为4%。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还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在这2.9亿人当中，还有一亿多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所以，“刘易斯拐点”并没有来，这是个假“拐点”。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于是，“民工荒”和“贫困的农民”同时出现，似乎成了巨大的悖论。但再一琢磨，却发现并不矛盾。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缺工人。据年的一项数据统计，那些雇工难的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更低，而且工作时间更长，福利条件也更差。如果企业平均月工资达到元以上，福利待遇较好，基本不会缺工。月收入元是什么概念呢？当年，在深圳，即使租住较为便宜的农民房，比如说在拆迁之前的白石洲，一间房的租金大概也要～元/月，再加上吃穿用度，每月支出少说也要一千多。而当时农民工的平均月薪，却只有.14元。▲深圳非熟练农民工平均工资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局
一个人背井离乡，假如他的工资只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无法保证基本生活，他还愿意外出务工吗？显然不愿意。于是就出现了“民工荒”。所以，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缺少劳动力，而是企业缺钱（当然，也有农民工缺乏技能等其他问题）。《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广东采访了一个鞋厂，该厂老板说：制鞋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
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
早在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就在东莞观察到了一个现象：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迁到东南亚。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像瘟疫一样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蔓延开来。企业之所以选择搬迁到东南亚，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换言之，他们嫌我们的农民工还不够廉价。农民工和企业主，到底孰对孰错？无法断言。我只能说：各有各的苦。▲专门记录打工族的影片《我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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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如何带动“后富”？疫情期间，有位揭阳的读者向我诉苦。他说以前常常私底下骂老板，骂工厂，骂“万恶的资本家”。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作实在是辛苦而乏味，没有前途，工资还低得离谱。而今年因为疫情，工厂迟迟没有复工的消息。他开始怀念起流水线上的日子，因为至少那时不用担心会饿肚子。我问了他近期的打算，却没敢问他将来的梦想。因为“梦想”对他而言，也许太过虚无和沉重。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年轻人——“打工诗人”许立志。年，他在富士康坠楼身亡。
这位敏感而有才华的年轻人，也来自于粤东地区的揭阳。那里贫穷落后，为了生存，为了梦想，大量的人来到珠三角打拼。在那首《我就那样站着入睡》中，许立志这样写道：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不会控诉，不会埋怨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驻足时光之初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赐我以迟到的安慰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拒绝迟到，拒绝早退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其实早在年，富士康就因为“11连跳”事件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工人的嘴里，这里冷漠、压抑，工人们的生活枯燥而乏味，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影片《我的诗篇》
人们嘴里虽然抱怨，却仍前赴后继地涌入这个“没有感情的制造工厂”。因为这里的工资，比别处更高。这就是现实。前些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北上广容不下肉身，老家放不下灵魂。这显然是出自都市白领之口，因为他们回到家乡只能当老师，当公务员，然后朝九晚五混吃等死。但换做是农民工，他们大概会说：北上广容不下的肉身，老家同样容不下。因为回到家乡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有一块荒芜的土地。他们连当老师当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现实告诉他们，饿着肚子的人，还不配谈论“灵魂”。▲影片《我的诗篇》
还有一点颇值得玩味：在广东，“村民”这个词被赋予了两种含义，分别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一种“村民”住在韶关的梅花村、清远的大成村、雷州的东塘村……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过得捉襟见肘。另一种“村民”住在广州的猎德村、深圳的岗厦村……他们可能趿着拖鞋，穿着汗衫，腰间别着一串钥匙，每月定期收着房租，即使不工作也能轻轻松松月入几万，甚至几十万。他们是广东的“隐形富豪”。当后者享受着时代的红利，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一骑绝尘，而前者却仿佛被时代遗忘，他们成了大时代下“掉了队”的人。而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当广州猎德村的“房二代”，和雷州东塘村的“农二代”相遇，这种“鸿沟”会更加明显。年，当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组深入到粤北地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丁力教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他是这样设计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前面半句话，我们政府是很有经验了，怎么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那句更长的话，我觉得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不同程度地有所忽视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远不只是一句“忽视”那么简单。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我并不能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只能借此文章，展示一些实像。你可能会说我不够正能量，我却想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弘扬正能量，也不差我一个吧？因为，世界很少把聚光灯打给那些掉队的人，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存在。就像贾樟柯所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华园。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Ｃｈａｒ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ｏｙｌｅ），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窨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爿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那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七点到晚九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Ｂｕｍｐｕｓ）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一七九○年左右，原在别处；一八五○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十九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从一些画里看出：如十八世纪罗兰生（Ｒｏｗｌａｎｄｓｏｎ）所画守卫室内部，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画的是一七二九的一个守卫，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石板铺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锁着，只留下一个小方窗，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真是铜墙铁壁，插翅也飞不出去。 这家铺子是五层大楼，却没有福也尔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三楼卖儿童书，外国书，四楼五楼卖廉价书；二楼卖绝版书，难得的本子，精装的新书，还有《圣经》，祈祷书，书影等等，似乎是菁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搜罗甚博，福也尔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装订，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还有“点儿”，错综着配置，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数这儿讲究，别家书店里少见。书影是仿中世纪的抄本的一叶，大抵是祷文之类。中世纪抄本用黑色花体字，文首第一字母和叶边空处，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种花饰，典丽矞皇，穷极工巧，而又经久不变；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香罢了。 一九三一年里，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各有印刷所，也都著名。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现在再展览剑桥的，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Ｔｈｅ Ｐｉｔｔ Ｐｒｅｓｓ）奠基百年纪念，展览会便为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ｍｕｔｓ）开幕，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Ｊａｍｅｓ Ｊｅａｎｓ），亚特爱丁顿（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还有别的人。展览分两部，现在出版的书约莫四千册是一类；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墨色匀称，行款合式，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极仔细的校对；剑桥是第一把手。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都卖得少，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认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够本罢了。—— 一五八八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英国印第一本书，出于伦敦威廉甲克司登（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ｘｔｏｎ）之手，那是一四七七年。到了一五二一，约翰席勃齐（Ｊｏｈｎ Ｓｉｂｅｒｃｈ）来到剑桥，一年内印了八本书，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八年之后，大学方面因为有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便呈请政府，求英王核准，在剑桥只许有三家书铺，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一五三四年颁给他们勅书，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或书铺，“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根据。不过直到一五八三年，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任意抬高价钱。他们妒忌剑桥印书，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一六二○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这一来更愤愤不平；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场去，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附了一个比较价目表。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诸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八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尔顿《力息达斯》（Ｌｙｃｉｄａｓ）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 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展览的是七十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实写，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尔（Ｊｏｈｎ Ｔｅｎｎｉｅｌ）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琅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亚谟（Ｏｍａｒ Ｋｈａｙｙａｍ），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会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灰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记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那能像读报一样目下数行呢？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 诗籍铺（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ｏｏｋｓｈｏｐ）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在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裴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Ｈａｒｏｌｄ Ｍｏｎｒｏ）在一九一二年创办了这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一九一一给诗社办《诗刊》（Ｐｏｅｔ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Ｇｅｏｒｇｉ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一九二二，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一九一九到二五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Ｔｈｅ Ｃｈａｐｂｏｏｋ）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 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六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Ａｌｉｄａ Ｋｌｅｍｅｎｔａｓｋｉ）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问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像，约翰德林瓦特（Ｊｏｈｎ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处，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Ｓｈｅｅｔｓ），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犄角儿上一张帐桌子，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帐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帐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作。 （原载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中学生》第５１号●这样做合适吗？院士踩红毯考察庄稼地…
●真实的农村是一片人性的荒漠
●米粒之珠，你未曾见过皓月光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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