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师资问题，又筹措到了办学经费，张謇先生酝酿了十数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年11月25日（民国五年），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国人自主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狼山盲哑学校——在素有中国佛教“五小名山”之称的狼山东北麓举行了开幕典礼，开创了近代中国本土特殊教育的新纪元。

在张謇之前，中国的特殊教育多为外国传教士开办，其宗教色彩、慈善气息比较浓烈而教育的味道、康复的理念就稍稍欠缺了些。国人自主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更是凤毛麟角。只有盲人刘先骥先生在与张謇创办“狼山盲哑学校”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湖南导盲学校”。

虽然狼山盲哑学校是年10月25日（旧历十一月初一）才行开幕礼，但从当日《通海新报》刊登的招生启事和后来的新闻报道《狼山盲哑学校开幕纪事》的描述中可以推断，当时的开幕礼相当于现在的开学典礼，而不是揭牌仪式。

年（民国元年）7月6日，狼山北麓观音岩下，张謇亲自规建残废院、盲哑学校，同时着手筹建盲哑师范传习所，并亲自为即将建成的盲哑学校题写校训：“勤俭”。何为校训，自当是一校之魂，是立校之本。足见，此时“狼山盲哑学校”在张謇先生的心中已然成型。

年（民国二年）张謇在狼山观音岩下，购地六亩（步五方尺）为盲哑校址。年（民国三年）动工兴建校舍。年（民国五年）校舍落成，开幕招生。

在创办盲哑学校之前，张謇已经先期创办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南通县儒学初级小学、通州公立女学校及附属小学、通海五属公立中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幼稚园”等一大批各级各类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的经验；加之张謇旗下，已经拥有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诸多实体，并控股苏省铁路公司、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公司，足以为“狼山盲哑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费的保障。

从所周知，教育必资于经费。特别是特殊教育，作为一项慈善事业，员工薪资，学生饮食、日常杂支，每年的花费相当可观，依靠收取残障学生的学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张謇在《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中写道：“今残废院、盲哑学校建筑甫竣。而开办费绌。预计岁支，前三年亦需五六千元”。每年二三千元的开办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像外国人那样，按照教会办特殊教育的模式，依靠社会募捐，集资办学，最终只是杯水车薪，只能救一时之急，暂时缓解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的窘迫——“旦旦而求人之助，不足济缓急也。”——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按理说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保障，应该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义务。但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历史上政治格局最为纷繁杂乱的悲情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局风起云涌，地方政府哪里还顾得上兴办教育，更不肖说兴办特殊教育了。“中国今日不盲不哑之人民，尚未所受同等之教育，何论盲哑？”

如果说近代中国本土特殊教育兴起于南通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其源起于张謇就是历史的必然。在当时的南通，没有人比张謇更具备为特殊教育提供经费的实力，没有人比张謇更具有成熟的经营教育的模式和经验。张謇认为“教育经费唯取诸实业”，他甚至还高屋建瓴地指出“教育”和“实业”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这是他对时局和国情进行体察、洞悉后作出的精辟论断。

其次，张謇“非官非民、亦官亦商”的特殊身份，也为“近代中国本土特殊教育的源起和生长”提供了适宜的人文滋润和精神养料。

作为清末的状元，他在筹措特殊教育经费时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南通县余西乡瞿仰之先生慷慨解囊，捐银六千圆，顾淑基女士捐长阴沙圩田一百亩（值银万余圆）。这两笔善款，加快了“狼山盲哑学校”诞生的进程。

作为辞官的野老，他对民众特别是残障儿童有着无比的亲和力和向心力。“惟念天下生人最贫苦可闵者，莫如残废”，天生的慈悲情怀和菩萨心肠，使得这位实业家、教育家视“创办特殊教育学校、救残障学生于水火”为己任。“故期校，始在收教育之效，而终在收慈善之效”。

作为精明的商人，他运作事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执行力和想像力。深谙经商之道的他利用品牌效应来运作特殊教育事业，祭出“状元”这面金字招牌，在《通海新报》上登了一则“鬻字启”，“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己，惟再鬻字。”把他写得的一手好字，换成了发展特殊教育事业的宝贵经费。

因此，近代中国本土特殊教育兴起于南通，源起于张謇是历史的必然。

从年开幕到年的十年间，狼山盲哑学校的学生人数从最初的盲哑学生各4人攀升至44人，翻了5倍还强，教师也从最初的2人增至9人，这样的特殊教育学校，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了。为了宣传学校的声誉，扩大社会影响，张謇还在《通海新报》上刊登了招生简章，学校的生源覆盖邻近县市以及上海、广东、江西等地。

学生在校期间，多次到公共场所举办文艺演出，向社会宣传特殊教育，让民众了解残疾人群。年（民国七年）二月，“哑生奏艺于公园剧场颇受观众赞许”。他们甚至还为西湖博览会提供了58件精美的展品，获得了对方赠送的感谢状；他们拍摄了50张照片，“呈送苏教厅转寄德使在外报发表”。可以想见，当年的“狼山盲哑学校”不仅在国内有很高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不然，他们的照片怎么会在德国的报纸上发表呢！

这些残障学生在接受相当的教育之后，不但“具备普通之学识”而且还“俾能自立谋生”，服务于社会的各行各业。毕业生除自己在家工作外，还有的在商务印书馆及各大书局任印刷、打字等职。其中“哑生洪承官到如皋报社任职、姚讷言到如皋精诚印刷社任职”，成为当时社会中的白领阶层。

他们当中有的还成为特殊教育的火种。年（民国十六年）“南京盲哑学校函聘袁克明、王振音两学生为该校教员”。王振音先生后来担任台湾省立盲哑学校哑科主任，长期在宝岛特教学校任教。年（民国十八年）学校附设的盲哑师资培训班学员李淑萍（李玉芹）女士先受聘本校任教，年如皋名贤沙元榘创办如皋盲聋哑学校后，她又应聘到如皋任教，后来她成为了南通县聋哑学校（今通州聋校）的第一任校长。

“毕业学生服务邻县各界，多皆勤勉任事，颇为社会人士所称道。”

这是对“狼山盲哑学校”办学业绩的最佳褒奖。

清光绪三十二年（年），张謇依托家庙，兴办义学。为了勉勖后人，他还亲题校训：“勤逊”，并释义为：“勤则不匮，逊则易亲，不匮则能自立，易亲则能得助，人人自立而得助，族其兴矣。”

斗转星移，倏忽百年。站在历史的天空下，我们观其言、察其理、悟其道，先贤思想之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足令我辈皓首穷经、孜孜以求。

一、探寻“勤逊”教育思想的历史本源

“勤”的本义是勤勉、勤俭、勤奋、勤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逊”的本义则指谦逊、谦虚、恭敬、礼貌，这是我们炎黄子孙所崇尚的有别于他族的传统美德。

同时，我们的勤、逊又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还更应看到隐藏其后的“不匮”、“自立”和“宜亲”、“得助”。

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謇所指的勤，就蕴含着“自立图强、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张謇所指的逊，也理应指向那些人性的美德，或学习与生存的范式，如“包容、律己、合作、互助”。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可以说，勤与逊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始终百折不回、迎难而上、生生不息的两股重要力量源泉。

张謇首先是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思想深处，有着传统道德文化的烙印。他崇尚为人之本要讲究“勤逊”、“坚苦”、“忠实”、“忠信笃敬”，并将其作为许多他创办学校的校训关键词，以此传递他的价值取向，规范学生道德操守。在一些演说中，他时常勉励广大师生：“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成功之不二法门。”“强勉学问，强勉行道；其所凭依，其所自为。”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勤”字的使用频率在张謇的教育思想阐述中会非常高。而“逊”字虽少，但与“敬”、“诚”、“笃信”等都是相似相通，属“德”中应有之义，也是张謇素来看重的范畴。

同时，张謇又生活在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代，作为一个清醒的爱国者，近代文明的倡导者，张謇的内心又涌动着救国图强的冲动。因此，在他诸多校训中，总是闪耀着那个时代里很前沿的教育观、人才观：“自立”、“自治”、“精进”、“祈通中西”等等。当在办学中遇到困难的挫折时，张謇总是鼓励大家“要有虽干万人吾往之气，有人扶助要做，有人阻抑也要做”，要“将外来横逆当作红火熔淬金铁，借以熔淬我积成君子之资格”。

张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凭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仅用20多年时间就在南通创办了多所学校，为普及地方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象征，体现着这所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而“勤逊”，作为张謇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特点，浓重的宗法伦理道德倾向，独特的辩证思维方式，“谦恭礼让”、“中庸贵和”的人文传统等，内蕴极为丰富。

就这样，“勤逊”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化，同时，又暗合了时代的节拍，鲜活而灵动的，向我们走来。

二、品悟“勤逊”教育思想的时代意蕴

深刻把握“勤逊”的时代意蕴，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校训，更好地传承、丰富、发展和创新，进一步获取学校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勤逊”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和国家意志，否认个人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这也导致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比较重视对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集体意识的培养，却相对忽视了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在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创造能力方面的作用。

张謇有着朴素的民本思想。他将其纺织厂定名为“大生”，即取义于“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阐发的“生”，就是“民生”。而在教育上，“生”就是鲜活的教育对象——学生。人本，就是以学生为本。张謇在教育对象上主张以全民教育为对象。无论男女、老幼、贫富、智愚及至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教。这些都是朴素的人本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逊就是互助合作，逊就是尊重个体选择，逊就是厚德助人、厚德生人。教师最大的“逊”、最大的美德，就是实现全体学生的发展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最大的追求，最高的办学境界，就是在公平、均衡的理念引领下，实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层次学生的共同发展。

2、“勤逊”闪耀素质教育的思想光芒

素质教育强调学习是一种艰苦而愉悦的活动；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应自立、自强，创造性地发挥才能，自觉主动、生动活泼的学习；学校应减负增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促使广大学生全面发展。

张謇先生在《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一文中，提出要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思想，指出办学一要注意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人格；二要注重学生身体健康，以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要学习学理论技术，注重实地练习。基于这一办学方针，“勤逊”校训同样闪耀着素质教育的光芒。

（1）“勤逊”作为一种校训文化，属于德育范畴。以勤为训，可以培养学生自立的意识、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而对学生导之以“逊”，则自然能形成文明礼貌的风气、与人为善的美德……由勤逊推开去，纵览张謇的教育思想，可以发现他一贯重视学生道德教育，主张“爱人以德”，“爱国爱群，爱亲爱己”。认为“学问是一事，道德又是一事”，而德尤为重要。

校训乃一校之魂，“勤以修身、逊以立德”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像一股涓涓细流，带着先贤的大智慧，润物无声，浸润着校园的每寸土地，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提高人文道德素养，追寻高尚的精神生活。

（2）“勤逊”作为一种学习和生存的范式，又规范着教学行为。在课堂教学三维目标的设定上，“勤逊”反对片面追求知识传授、技能培养，指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其次，在教师教学行为的选择上，勤逊反对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低效劳动，呼唤高效教师、高效课堂、高效作业。同时，在课堂主体的确定上，勤逊反对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学，提倡合作、互组、自主探究的启发式教学。

另外，“勤逊”要求我们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善于学习、乐于奉献，这些优秀品质，与素质教育的要求也如出一辙。

3、“勤逊”期盼真善美的人格追求

张謇认为人格是学生成才的必备素质。他说：“所谓挽救者如何，不是说几旬激烈话而已。须是人人成一种有人格人。”他为我校前身，当时的张氏初小提写校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健全之人格”教育，培养“健全之国民”，最终使家族、民族得以兴旺发达。

勤能修身、逊可养德，其身正、其德馨，则其思想纯真、品质大善、情趣至美，行为世范、高山仰止。张謇的一生，是“勤逊”的一生，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诠释了“勤逊”对人格修为的影响（及至当今，不管是共和国的几任总理，还是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等广大公仆，都可视为“勤逊”人格的典范）。

学校具有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道德功能，我们的“勤逊”校训同样体现了对学生真、善、美的人格期盼。

以“勤逊”为主旋律育人，一方面，可通过学生自己的理性思考与主观选择，培养独立、自主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形成对真理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自省、自律，学会谦让、学会包容、学会欣赏，认同主流价值观，提升人生理想境界；同时，也可增强对团队的激情、对社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最终使他们的人格获得健康发展。

以“勤逊”的品质去追求真善美，就是超越自我、实现自我，就是追求品味，追求觉悟和快乐人生、自由王国。

4、“勤逊”蕴涵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

如前所述，张謇的”勤逊”教育思想，与通师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同宗同源，内蕴极为丰富，都可上溯于《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包含着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勤”与“逊”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辐，实为成功所必备的两个基本品质。

从理念选择角度来说，“勤”为自强不息，于精神与追求上主张“张扬、争先、进取、创新、果敢”等；“逊”为厚德载物，于人际交往与行事风格上主张“内敛、宽容、忍让”。“勤”之性为阳为刚，而“逊”之意属阴属柔，“勤逊”连袂、刚柔相济，颇有太极无敌之意。孔子曾有语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也即此理，当下所流行的“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一语也暗合“勤逊”内涵。

从价值取向角度来说，“勤”的目的侧重业务，知识与技能，是工具性的；而“逊”则侧重内省，美德与品行，是人文性的。韩愈说“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也就是说，事业或学业的成功在于奋发努力，勤勉进取。做人行事，必须谨慎反思、修身养性，才会有所进步。自唐以降，时逾千年，张謇用“勤逊”两个字，高度概括了《周易》、《论语》与韩愈的三句经典语录，其思想之精遂悠远，博古通今，不可不谓之高也。

从行为选择上来看，如果“勤”更多的属于个人的奋斗——自主、自立、自觉、自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竞争理念也可纳入此范畴），那么，“逊”则提出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准则：更多的倾向于团队的合作与互助，共建共生与共赢共享。

另外，从以下几个小切口来辩证推思，也颇有意思：

自强自立不等于个人英雄主义，不等于狂妄自大，做独行侠；我们应该将自己的成功融入到团队的共同发展中……勤不等于死揪蛮干，不等于埋头苦干；我们应该在苦干的同时，目中有人、手中有法，讲科学、讲方法，目标明确、重点突出……逊不等于被动、束手束脚，不等于中庸之道、无原则的忍让；逊也不等于胸无大志、小富即安、不要竞争。

总之，张謇的“勤逊”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统一的大智慧。“度”在这里把握得非常恰如其分。当我们仔细剥去其外壳，剖析其合理内核时，就会发现，“勤逊”已非一简单的理论架构，而可打造成一个圆润的、理论与实证相统一的体系。

山因水的环绕而灵动，文化因学校传承而生机勃勃。

回顾历史，我们感慨万千；遥望未来，我们踌躇满志。

我们幸运：生活在这块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正圆着一代宗师的教育理想；

我们感激：在张謇先生的芳泽、各位领导的厚爱下，我们走过了曲折而富有成效的一百年；

我们自豪：“勤逊”因学校而彰显，流进一届届学子的灵魂深处；

我们骄傲：得一方英才而育之，桃李满天下；

我们期待：学校能继续得到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鼎立相助、大力扶持，做精、做强、做出特色。

田里有井疆，小学家家上。----------------张謇

张謇实施围海造田，经营通海垦牧的初衷本意，一是为扩田增棉解决纺织原料，二是为开启民智解决办校经费。故在垦牧工程刚刚上马，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将兴办垦牧学校列入整个垦牧事业的重要内容：“上学。读书识字人少，容易闹事；读书识字人多，容易兴家。今壹堤内立一小学校，各佃子弟年七八岁至十一二岁，概宜上学四年，习浅近普通学。伺候或如农学堂，或如工学堂，或否听便。”“若无文化，则民难以自立，国难以自强。”“启民智必由教育”，“办校需从小开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张建撰写《海门学费议》，以为海门中小学解决常年经费无着，建议开发海境东南八老案地，以三成专归海门中小学费，七成归公司。

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七届说略中讲到：“人需得生与养而后能教，人亦须教也而后知所以生养。是故兴学为要。而兴学适宜之单极、初等为先，小学有分年毕业之人，而后可设与高等小学及中学相当之农学专科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垦牧公司二百方里之地，六千户农民之众岂无疑异之才翘然秀出于其间，继而增益垦地，扩张农业者乎？吾敢断言之曰：必有。所谓自治其人，宜为之预备者次也。”张謇强调了读书育人、读书自治、读书兴垦、读书兴厂，为办垦牧校校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

张謇在创办通海垦牧事业的同时，全面规划了垦牧教育设置。“小学以户口记，若各堤各垦，佃户者当余户，以户共一小学校,当25校。今成则八，佃日多，校日增，十年可以普及矣。”（《海复乡史》）方方四平方公里建一所初级小学。-年，办垦牧初级小学，先后在垦区七个堤各设一所初级小学，以堤2序排列命名校名，如“一堤初级小学校”、“三堤初级小学校”等。

一堤小学，在海复镇北市梢斜南侧，老汽车站北边，招收岸西学生30-40人，年十二月，改为垦牧乡立第一初等小学，学生48人；年8月，一堤西圩北岸台，垦牧乡立第三初等小学，44人；年8月，一堤西圩中路东，垦牧乡立半日初等小学，14人；年二月，一堤西圩中东路，垦牧乡立第二初等小学，59人。

二堤小学，因该校在通海两县界之间，又在公司宅、农学校、海复镇基地，故又名为“海复初级小学”，设在二堤总公司西边（海复绵厂、油厂西边）。公司的孩子都上靠近的一堤或二堤小学。

三堤小学，在原退耕堂东边，即现在的东元乡9大队。

四堤小学，在四堤内，即今东元镇河东岸北，七架头瓦房四件，一件办公室，三间教室，每班15个左右学生，从幼稚班到四年级。

五堤小学，在五堤公司内，即今东元镇河东岸南第四嶢，四仃宅沟，10多间三关厢屋，青砖白墙，古色古香，大门前有3梯5-6尺宽的石条台阶，屋内大方砖铺地，建筑考究，条件优越。

六堤小学，在六堤内的刘家仓，即今兴益村东北近海乡良民校。是由四仃宅沟围起的高层基，10多间七架头瓦房，有拔廊，东半部加建朝西屋。

七堤小学，是七堤公司东隔壁，即东兴镇河东、东元镇河西的新民乡。一排七架头瓦房三四间，东头一间为教师前办公、后宿舍较小屋。

后划定县界，1-4堤属南通县，5-7堤属海门县。但1-7堤初小建立后，教育之事仍统一由通海垦牧公司管理。

小学堂（初小、高小）共占地倾。办公、会客用房，楼六幢12间；监工、巡工、查工住房为平房20间，门房、厨房各3间，器具、栈所8间，共46间。

张謇明确了各垦堤初级小学的教育方针：孝勤俭做人，自立自强爱国爱乡做事。“第一教以孝，孝顺之人百样好；第二教以勤，勤劳之人百事能；第三教以俭，不要喝酒赌铜。”“能自立、乃自强，书、算两事大用场”。从儿童上学起，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强调道德教养，确立爱国爱家乡的宗旨。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张謇去吕四定第一堤第一初等小学校开学。

在教育方式上张謇也有明确规定：各堤初级小学学制四年。一至四年级课堂教学均为单级复式。课本起初由校方自定（自购或自编），辛亥革命后使用统一的民国课本。课本设有国文、算术、常识、写字、音乐、体育、美术等。

学校成败，教育好差，关键在管理。垦牧初级小学的教师，都从通州师范学校毕业生中分配，学校经费由通海垦牧公司供给。各小学只配教师一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人们称之为：“校长兼校工，上课兼打钟。”且多科教学均由一个老师承担，工作尤为辛苦。

江南秀才王康寿在通师颇受张謇器重，与通师教习王国维配合极好，是张謇办学的两位得力助手。张謇委任王康寿为督学，督导通师和堤校，后专任视察垦区教育。王根据张謇意图成立了“垦区教育自治会”，由公司、教师、家长几方代表组成，王为总负责，以巩固学生、巩固教师、巩固学校。垦牧区还成立了教育协会，组织各堤校开展各科教研活动，与吕四区的活动结合进行，以提高教学质量。形成了“严教、勤学”的海复初小校风，“严谨不懈、细致入微”的四堤校教风，有口皆碑。

总公司副总经理江知源和会计主任奇贡之，有督教之职，对堤校很关心，每学期总要召开一两次会议，定月下去看校，教师食宿在公司，晚间交谈办校。

张謇亲自顾问，一年多次来公司视察垦牧，同时兼看学校。年七月十日前后，张謇视察垦区小学感叹道，“校舍课程大概不合法，姑为之而已。”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为通海垦牧初等小学定聘教员张月搓。民国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由板晒场到垦牧公司，兼视兴培小学校，继设初等小学校。对教师说：“要带好这些学生，这不仅为垦区培育了一批办事人才，对人家庭也得一学子，是有公德的。”“教书先生在这里教书。尝到的咸味多，生活是苦，但教好了，垦民不会忘记的。”为了培养师资，提高教学质量，张謇在通海垦牧区还设立了通师二附小学。张謇对每所学校的设立都亲自 　　常乐社仓位置在现在张謇纪念馆的西侧，也就是原来常乐镇关帝庙的西边。当时的社仓有积谷仓、帐房间、会客室、厨房等设施，还有一个较大的晒谷场。

　　常乐镇社仓也称二十八圩社仓，二十八圩是个区域概念，它东起头匡河，西至新观河，南起凉帽店横河，北至长兴镇横河。常乐镇初等小学校歌(张謇撰写)云：“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都进青龙港。港中有三镇，长乐居中央。二十八圩同社仓，小学校开兼教养。父老勿愁荒，儿童勿忧伧。大家爱国先爱乡，长乐之校真堂堂。”（三镇指中兴镇、长乐镇、长兴镇）由此可见设在关帝庙里的长乐镇初级小学与常乐社仓相邻，而创办两者的宗旨是荒年乡亲不挨饿，儿童从小明事理。

　　其实张謇早有创办社仓的想法，他在《啬翁自订年谱》中有这样叙述：光绪十年三月(年农历三月)“于常乐议立社仓”。又：光绪十一年六月，“闻通海水灾，常乐社仓一时难成”，此年七月十六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通海水灾，社仓之计目前不能试办，为之焦灼。”直到十四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年)正月，“才营所居常乐镇二十八圩社仓”。同年四月，“闻近常乐镇之龚某煽众毁常乐社仓”。光绪二十六年(年)四月，“重修常乐二十八圩社仓成，定‘社仓约’”。同年六月，“蝗见通海，与海同知约，罄各社仓麦，给乡民麦一升，易蝗一斗，所居常乐镇不为灾”。宣统二年(年)“正月，集常乐社仓各圩社长，说社仓与小学教养相关，仍应按亩捐麦”。

　　由张謇年谱、日记中的叙述可见创办社仓历尽艰辛，当时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有限，水灾、旱灾、蝗灾是常有的事，老百姓生活艰难，贫困农民荒春三月更是忍受饥饿煎熬。社仓在收获季节按土地面积，照市价征收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候平价出售或者借出，夏收后归还。这样贫苦百姓可以度过饥荒，却使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牟利的不法粮贩急了眼，因此恣意破坏社仓。张謇对民众的疾苦如同身受，为民办好事实事坚定不移，并坚持原则，依靠民众，不断完善社仓的管理，在当时的防荒抗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厝，属书面文言词语，意思是把棺材停放待葬，或浅埋后改葬。常乐镇曾经有个公厝，存在的时间大约在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中叶。常乐镇公厝是张謇当年一手操办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常乐镇在张謇“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下，已经成为长江口以北一个兴旺发达的集镇，镇上各行各业齐全，住户来自四面八方。但是这些住户中一旦有人过世，都为一时不能回原籍安葬而为难发愁。另外，虽然当时的常乐镇已是方圆百里的繁荣市镇，但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苦人也不少，这些人终老之时，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还有客死常乐的流浪者，也得让他们入土为安吧。这些社会问题引起了张謇的 　　据常乐镇老人回忆，他们祖辈的棺材曾经安放或埋葬在常乐公厝的有好几十家。每逢清明时节，常乐公厝成了他们集体纪念先人的处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土地改革结束了常乐公厝的历史使命。公厝的三埭房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时期全部拆除。

张謇和他叔兄张詧在年以后的10年间创办了三所养老院。年，正值张謇六十大寿，“二十五日，生日，先是移宴客费三千元，倡建第一养老院，戚友益捐助之，规地于城南白衣庵东。”（《啬翁自订年谱》）这个养老院可同时收养位老人。先生七十岁时，应六十岁生日之时约定，用私资在第一院前面购地建造了可同时收养位老人的第三养老院。这两个养老院都建在南通。而第二养老院则在他家乡常乐，落成于年七月，在先生自订的年谱里有一句话记述了这件事：“养老院落成开会”。

　　第二养老院位于常乐镇南湾，现在的大生三厂北边。张謇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意，题书“老老院”，周边百姓也有称其为“老人堂”的。养老院有七架梁朝南瓦房四埭，配备护理人员和医生，还有个小手工场，让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手艺活计。养老院建成之后，周边数十里无依无靠的鳏寡老人有了栖身养老之所。

　　常乐镇养老院的院舍解放后才完全拆除，但方圆数十里的人们对“老人堂”的名字及方位牢牢印记在心里，“老人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下沙地方的一个著名地标，以至今日。

　　张謇弟兄在10年间办了三所养老院，为了什么，图点啥呢？张謇在第三养老院开幕演说中道出了他的心迹：“夫养老，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在演说结束之时他向社会各界发出倡导：“好善之士，如能本此推广设立，不使一老人流离失所，此尤鄙人所深望也。”

在常乐镇老人们的记忆里，如今颐生酒厂东半部原来有个三间四柱式的石牌坊，花岗岩质地。中门柱间有二道横梁，上面的梁上刻有“乐善好施”四字，梁间的额枋上刻有张謇撰写的《建乐善好施坊恭记》一文。这就是常乐镇乐善好施坊。

　　乐善好施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所幸的是刻有张謇《建乐善好施坊恭记》的额枋还完好无损，现在保存在常乐镇张謇纪念馆里。勾画了然的笔迹里洋溢着状元的盖世才华，更彰显了张謇广阔的仁爱胸怀：

　　“光绪二十二年，海门自夏徂秋，霖潦涨溢，下沙灾状尤酷。詧、謇禀先考妣遗训，佐厅同知霍邱王宾经理疏河，散振平糴诸事，费出私财，不足则募，又不足则贷以继之。事已，詧供官江西，謇亦教授旁里他出。越二年，王君缘他事汇报督抚院。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江苏巡抚鹿传霖疏闻于朝，乞准张詧、张謇为其故父四品封职张彭年，故母金氏在原籍地方自行建坊，给“乐善好施”字，以示旌奖。十月二十一日奉旨俞允，抚院檄厅，同知传乃知之。伏念先考妣生平节衣缩食，恤乡里忧患，未曾一自伐，则为善近名非先意。而朝廷彰瘅之典，长吏激扬之权，舍是焉寄；嘱在臣民，亦曷敢矜小节违大义。又十年，岁已酉正月朔壬午，越九月庚寅，詧、謇乃坊于侨所义庄之庭而恭记之，俾世世子孙知其事实。”

　　张謇《建乐善好施坊恭记》道出了牌坊名“乐善好施”的由来，以及建牌坊的宗旨：张謇与其叔兄张詧秉承父母的教导在海门遭受水患和饥荒时，协助地方官疏浚河道，出资赈济灾民，事后地方官按级上报，从而朝廷得知，封赏张謇父亲张彭年，并准许在张謇母亲居住的地方建造牌坊，赐名“乐善好施”。朝廷的恩赐下达后，张謇想到父母虽故，但他们一生节衣缩食，体恤乡亲，而且从不自我夸耀，也并不是为了追求朝廷今天的褒奖。而朝廷彰善瘅恶的法则，地方政府激浊扬清的做法，是告诫我们要发扬仁慈美德。所以在十年之后，我们弟兄建造牌坊于家庙之庭，使子孙后代知晓这个事实。显然，张謇建造乐善好施牌坊不是为了宣扬父母及其兄弟，而是为了告诫子孙后代，希望他们继承祖辈的好传统，发扬扶贫济困的美德，像祖辈那样爱做好事，喜欢施舍。

　　事实上，张謇建造的乐善好施牌坊实现了他的初衷，不仅他的后辈，而且故里百姓都得到了教育，受到了熏陶，当年不少人响应他发起的募捐，慷慨解囊，支持地方慈善事业。如今，这种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常乐镇出现了一批热衷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和开明人士，常乐镇的慈善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