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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苏轼：《留侯论》

公元年（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指张良于博浪沙锤击秦始皇车驾，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张良纳履图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

贰

刘邦：小不忍则乱大谋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徵其兵击楚。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刘邦和项羽打得难解难分，诸侯们一个个盘着双腿儿，嗑着瓜子儿，喝着茶水儿，唱着小曲儿，干嘛？坐山观虎斗！我们谁也不帮，看戏！刘邦心里着急，但是无可奈何。刘邦明白，要想搞掉项羽，这些诸侯都是爷，一个也得罪不起。当时，齐国人多地广，举足轻重，刘邦就派郦食其出使齐国，说服齐王归顺自己，哥几个联手跟项羽死磕。郦食其本来就是靠嘴皮子吃饭的，还真不含糊，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竟然把齐王说动了。郦食[yì]其[jī]（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没想到，俩人刚签了协议，韩信却在背后捅刀子。老韩出于一己私利，没有请示刘邦，竟然指挥大军进攻齐国。齐王气的差点吐血：“好你个郦食其，忽悠我是吧，来人，把这小子给我煮了。”就这样，郦食其被齐王烹杀了。刘邦听到消息，十分恼怒：“这个韩信，怎么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人家郦食其眼瞅着立一大功，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小算盘，置老郦的生命于不顾，做人忒不地道了吧。而且，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竖齐国这么一个死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嘛。”没办法，老韩又有才又有兵，刘邦此时顾头不顾腚，不敢跟老韩翻脸。韩信也确实能打，三下五除二，真把齐国给灭了。刘邦乐了，我被项羽打得鼻青脸肿，这下好了，老韩腾出手了，可以来救我了吧。于是，刘邦一天之内给韩信去了好几封“加急电报”，内容就两个字：求援！刘邦（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公元前年6月1日）没想到，救兵没来，韩信的使者却来了。使者带来了韩信的一封信，刘邦拆开一看，鼻子差点气歪。信中说：“齐人不地道，一会站咱们这边，一会又力挺项羽，这不墙头草嘛，实在靠不住。大王啊，不能再让齐国人当齐王了，得咱们自己人来当。这样吧，如果大王信得过我韩信，我就辛苦自己一下，替大王当个假代理齐王吧。我可没别的意思，纯粹是为大王排忧解难。大王请放心，只要我当了假齐王，我保证，绝对把齐国给您治理的服服帖帖。”什么玩意？你要当代理齐王？说得多动听，为我排忧解难！我的忧难是项羽，我现在被他按到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摩擦，每天盼星星盼月亮掰着手指头数日子指望你来救援，你不发一兵一卒，竟然要职务要待遇，这不是趁火打劫嘛！看这样子，我要是不答应，你就见死不救呗！想到此，刘邦真有点急眼了，把信一扔，一拍桌子，大骂：“韩信，你就是一个混蛋！”这时，张良在旁边，一看刘邦有些失态，连忙在桌子下面用脚踢了踢刘邦的小腿，然后冲他使个眼色，意思是：“淡定，淡定！此时可不能得罪韩信啊。真要翻了脸，他要是投靠了项羽，我们就死定了，大王，这时候你可不能压不住火呀。”刘邦别看文化不高，脑子绝对好使，一下就明白了，哎哟，草率了，这时候得罪韩信，可是给自己挖坑啊。刘邦急中生智，继续骂道：“一点出息也没有，立了这么大功，早就该封王了。当王就当真王，代理有什么意思，没出息的东西，气死我了。”骂完，刘邦派张良将齐王印信送到韩信那里，很隆重地封韩信做了真齐王。韩信当了齐王，按理说该出兵了，不，他还是按兵不动。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时候，刘邦被项羽整得焦头烂额，已经岌岌可危，连发几道命令，让韩信、彭越等诸侯速来救驾，但是谁都不来，一个个理由一大堆，总之就是我们困难太多了。刘邦没法子，又找张良来商量。张良说：“老祖宗有句话，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帮诸侯都是很现实的人，他们打仗为什么？利益而已，说俗点就是无利不起早。你不给他们土地和封赏，他们才不给你卖命呢。这些人就像烈马，给点胡萝卜和青草，他们才会往前走。现在最好的办法是，你跟他们许愿，说打败项羽之后共享天下，这样，他们屁颠屁颠就来了。”张良真是人性大师！刘邦立刻照办，马上写信给各诸侯，说：“我老刘的为人你们都知道，除了老婆不能给，你们想要什么，哥就给什么！哥几个，现在可是灭项羽的大好时机，只要你们捧我的场子，土地有的是，财富随便取！来的，咱们共享富贵，不来的，到时候你可别眼红！”果然，韩信等人接到信后，聚拢人马，迅速赶来，把项羽包围在了垓下。这是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战，在这一仗中，刘邦采取韩信的计谋，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最后，一代战神项羽落得一个自刎乌江的下场。这个故事，在《史记》有记载。很多人都有英雄情节，读完故事总是纠结，项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而刘邦呢，虽然是个泗水亭长，可就他的行事做派，是一个典型的混混加无赖。可以说，无论从能力还是出身，俩人都不是一个量级，刘邦跟项羽比，连拾鞋都不赶趟，可最终结局是，项羽这个“大英雄”竟然败给了刘邦这个“小混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汉高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刘邦和项羽二人相比，项羽是聪明之人，但是，他只有聪明而没有智慧。而刘邦则是智慧之人，智慧的人一定聪明。一个人有没有智慧，跟他的出身、年龄和学历无关。比如，历史上的皇帝刘邦和朱元璋，俩人都没什么文化，可是他们却成功了，因为他们具有大开大合的智慧，而不是洋洋自得的聪明。芒砀山汉高祖刘邦像刘邦水深火热，小命朝不保夕，韩信知道吗？他肯定知道！老韩不说赶来救援，反而趁机要职要权，试探和威胁之意昭然若揭。意思是，你要是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救你；要是不答应，您就好自为之吧！下属公然威胁自己，谁当领导也会七窍生烟。刘邦很机敏，在张良的暗示下，他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他选择了“忍”，不但忍，还大度地封官许愿。刘邦的意图很明确，我先稳住你，关键时刻，只要你老韩不背汉投楚，你要什么我都答应，我先让你美几天，等将来我取得了天下，再收拾你也不迟(后来，韩信果然被刘邦两口子收拾了)。相比之下，项羽的城府可就浅多了，动不动就大怒。人一生气就容易说胡话、出昏招，最后搞得下不来台、收不了场。古人云：“盛喜之中，勿许人物；盛怒之中，勿答人书。”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叁

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

同治五年，55岁的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回顾了他一生三次“为众人所唾骂”及三次军事大失败。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对曾国荃回顾了平生“四大堑”。综合这两封信，历数一下曾国藩的平生耻辱——正是忍受了这些耻辱，最终让他在性格方面“脱胎换骨”。

（一）“文理太浅”，五次考秀才名落孙山第一次大辱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这一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16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二）触犯潜规则，当京官遭人“唾骂”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在京期间，他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然而，翻检曾国藩在京期间的诗文，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路飞黄腾达之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位实职副部长后10个月，在家信中竟然表示：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补于国计民生。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官场了。是什么让他如此郁郁寡欢呢？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使曾国藩喘不过气来。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犹如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外部，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内部，腐败已渗透入帝国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政治家们却燕巢幕上，安之若素。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沓，苟且偷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只有曾国藩郁怀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让曾国藩感觉喘不过气来。年，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其实，官场上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飞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看到他的奏折中把京官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寒了一辈子。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但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这些呕心沥血的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曾国藩大失所望，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毫无准备，像无头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谨于小而反忽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出尔反尔。《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曾国藩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是不可能的。此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接连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得罪琦善、弹劾赛尚阿），却令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背后当然更有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京城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意。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14年的京宦生涯。（三）长沙之辱，反迫使其练成湘军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成就了湘军。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是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于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权力是官员的生命，也是官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收获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官员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曾国藩不遵循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不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国藩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分忧。这又触犯了官场潜规则。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风波的触发点是练兵。曾国藩不是军人，但他深知，依靠目前这支大清军队，打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因为晚清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灵魂、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在接奉圣旨后的第10天，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创建一支新的军队。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令全长沙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数次与湘军一起“会操”。他为了唤醒这些兵痞的良心，也确实苦口婆心。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文官们虽然痛恨曾国藩，但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们却没有这么好脾气，他们立刻付诸行动。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在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很勇敢。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尚方宝剑很快显示了威力。咸丰皇帝立刻将清德革职拿办。表面上看曾国藩在这次冲突中取得大胜，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动辄咬人足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更加恨之入骨。绿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湘勇土包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经常借故与湘勇发生械斗。一次绿营兵竟破门而入，连伤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骆秉章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骆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曾国藩气得哑口无言。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曾国藩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然而仔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能把湖南全省官员都扳倒吗?如果扳不倒全省官员，那么以后他在湖南的处境，岂不是寸步难行?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不再与长沙官场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不争一日之短长，等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确实是赤手空拳，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一无办公场所，二无名正言顺的职权，三无经验，四无朋友前来帮忙。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重大胜利。接到战报，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从这次经验中，他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四）江西之困与家居两年后的“大悔大悟”湘军的意外崛起，使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曾国藩仍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这次才知此人本领大，振臂一呼，即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未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此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革职查办。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遭受侮辱。曾后来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帝却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竟是这样一个结果。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而他却仍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原本自诩硬汉的曾国藩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静下心来。曾国藩反思，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变。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他不再痛恨“滥举”（邀功时拼命保举下属，拉拢人脉），而是“同流合污”了；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了……（五）晚年的“老奸巨猾”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最能表现曾国藩“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派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当对李秀成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后，曾国藩却迫不及待地违反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前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被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口，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仍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此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说他那理学姿态是假的也罢，情况确实坏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国藩又可以说‘真诚的伪饰’。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尴尬的真相。”虽然后世史家揪出了曾国藩这么多“作伪”的证据，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曾国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是对朝廷最忠诚的。除了极少数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旧利益之处外，绝大多数时候，他对上对下，都贯彻了以诚相待、以拙胜巧的原则。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贯不计自身利害，以身报国。比如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惜负起“卖国”罪名，甘当“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毁于一旦。以至李鸿章在信中说：“吾师莅津后，章疏皆系老实话，每为人所挟持，此鸿章所不敢出者。”曾国藩虽然掌握了官场生存的秘密，有时也使用权诈手段，但内心操守却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场，并不特别得心应手。最能表现曾国藩晚年风骨的是这样一件事：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醇亲王奕譞托曾国藩的好友朱学勤转来一封信，信中对曾国藩大加恭维，意图结好。但曾国藩数次峻拒。历代王朝皆严禁亲王与外藩之间私下交通，曾国藩维护了这个政治原则，却深深得罪了醇亲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后，他及他的派系对曾国藩之攻击不遗余力。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与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衷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终会实现这个理想。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几为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也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肆

毛泽东：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

毛泽东于4月9日给陈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年新四军党内整风发生的“黄花塘事件”，是党史上一桩不太起眼的插曲，对当事人陈毅来说，用火中涅槃的党性锻炼来形容，实不为过；对调解者毛泽东来说，则是一次劝人察人的成功范例。年6月新四军整风审干时，陈毅与饶漱石，一个是新四军代军长兼军分会主席，一个是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两位主官，一个领军，一个管党。陈毅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坦诚大度。饶漱石严肃严厉，好从大的政治原则上看事情，让人畏惧。若心无间隙，这样的配备可以互补，还算理想格局。偏偏两人有些搞不来。饶漱石对陈毅的作风有成见，曾对人说，陈毅经常吟诗作词，资产阶级的作风不改，迟早要跌跟头的。反过来，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一段时间和党组织没有联系，陈毅则曾有过怀疑；饶在会上批判项英有过分之词，而陈毅因和项英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共过患难而感情复杂。整风审干开始后，陈毅因为在中央苏区时期经历过严酷党内斗争，提醒大家注意把握原则，主抓整风审干的饶漱石却不认同。饶漱石一度离开军部到各师巡视，陈毅主持会议对他提了不少意见，饶漱石则反过来找更多人谈话，搜集对陈毅的意见。由于个性差异，工作分歧，对人处事又有不同看法，两人关系越来越紧张。年10月，饶漱石在安徽盱眙（今属江苏）黄花塘主持整风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头一条错误就是反对毛泽东，根据是陈毅年主持红四军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并取而代之。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这还得了？结果，除了粟裕、黄克诚等少数人外，都表态支持饶漱石的发言，纷纷起来批判陈毅。事后，饶漱石给毛泽东、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字的电报，列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诸如“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等等，电报结尾明确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看来是非把陈毅挤走不可。新四军有的领导干部也联名致电中央，指明陈毅的错误。按说，新四军干部是项英、陈毅领导三年游击战时期的班底，跟陈毅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在整风审干的背景下，大势却不在他这一边。不少人以为陈毅犯了大错误，不敢同他来往，连平时的棋友也不上门了。陈毅在黄花塘两位主官生出矛盾，势必影响华中抗战大局，只能先调走一个。11月8日，毛泽东回电陈毅和饶漱石，让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以便“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该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并明确陈毅来延安期间，暂由副军长张云逸代理军长。陈毅是带着诸般委曲上路的。他在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理解自己的人也就两三个，陈毅心理包袱之重，可想而知。以残菊傲霜、松柏耐寒自喻，已经是很克制的了。当然，他期盼到延安后可以向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果然，年3月上旬一到延安，陈毅就提出要在中央会议上谈谈自己与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如果你谈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三天三夜。至于与小饶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个电报发到中央来。这电报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陈毅只好说：“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话虽如此，心里似乎更没有底了。毛泽东也不是不重视化解陈、饶矛盾，但如果陈毅一到就急着谈，反倒不利于解决，让陈毅沉一沉，调整心态再说会更好些。3月中旬，毛泽东约谈陈毅，问了些他与饶漱石关系的情况，同时指出陈毅的若干毛病，希望他能作自我批评。陈毅初步了解到毛泽东的观点和初衷，接受了批评，并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其中说：自己在“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感情，重细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于彼此协合工作以大的妨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陈毅这个表态，毛泽东是满意的。他随即致电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前后同毛泽东的争论，“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抗战初期“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总之，“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把陈毅的问题与路线错误摘开，是一种定性的评断；让饶漱石出面向其他领导干部解释，确也是很高明的一招。年，曾山（左起）、陈毅、赖传珠、饶漱石在黄花塘新四军新军部本来以为事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饶漱石那边却有了情绪。3月下旬，他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陈毅来电隐约说到这些错误，“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显然，饶漱石觉得毛泽东对陈毅问题的定性太轻，言下之意，不属“重大路线”问题，也非简单“工作关系”，应该还是有路线性质，况且，陈毅承认错误也还不够，有些不依不饶的意思。饶漱石倒也光明正大，同时也给陈毅发了封类似的电报。接到饶漱石的电报后，陈毅不干了，顿时来了火，一腔愤懑地写信给毛泽东倾吐委屈。毛泽东似乎也不好再致电饶漱石重新申明或改变自己的态度，毕竟饶目前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唯一主官，没完没了，再激起他更大情绪，或迁就顺从他的意见，都于工作不利。最好的办法，还是转过来再做陈毅的思想工作。毛泽东于4月9日给陈毅写了这样一封回信：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毛泽东恐陈毅火气难消，第二天又找他当面开导：你现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这番话略略纾解了陈毅心头愤懑，他回答说：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此后，陈毅按毛泽东提出的“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的要求，将诸般委屈放下，投入到延安的整风学习之中。不久，他读了毛泽东的《学习与时局》，文中提出党内领导干部在整风后要“放下包袱”，随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看来是明确承认自己过去对人严对己宽的缺点，决心放下这个思想包袱。年12月1日，他再次致信毛泽东，陈述在自我修养方面的感受和收获：“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了解这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近来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自己过去的态度，“实在要不得”。这很像是陈毅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的自我鉴定。毛泽东越看越高兴，看完便回信，鼓励之情溢于言表：“陈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渐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在毛泽东看来，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通思想情绪堵塞的关节，实现党内团结，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日渐成熟，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整风拥有了陈毅这样一批能够“打通关节”的成熟的政治家。回过头来看，陈毅“打通关节”的过程，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其中最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告诉他的两句话，“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毛泽东与陈毅这或许也是毛泽东自己的经验。15年前在红四军七大前后的那场争论中，毛泽东和朱德、刘安恭、陈毅之间确实是硬碰硬，双方都谈不上“忍耐”，由此影响了党内团结，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被选掉。显然，毛泽东也是经过“练习忍耐”才成长为党的主要领袖的。陈毅在党的七大后回到新四军，有人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这大体反映出陈毅在这方面的观察和感受。事实上，陈毅“练习忍耐”拥有足够的党性锻炼基础。在延安，他同薄一波谈到自己的经历，谈到红四军七大前后的争论，谈到打“AB团”的事，谈到林彪对朱德有意见等等，结论是，“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这是经历过严格党性锻炼和政治风浪考验的政治家，才可能有的体会。陈毅“打通关节”之语，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作风上的毛病，对人对己也不乱上纲上线，政治分寸的拿捏水平，确也是上了台阶的。政治家为什么必须练习忍耐？因为你干的事业不是个人的，是众人之事，个人意气总是不好上台面的。在冲突中，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但有时候越是强调自己对，越引起对方的反感。哪怕你真的全对，也会激起别人的偏见，导致容易说得通的事，久说不通。冷静处理，练习忍耐，是为了把事情说通，办好。世界上毕竟少有长久想不通和做不好的事，少有不真相大白的事。“黄花塘事件”来说，冲突的另一方饶漱石在4年的检讨中便承认，他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泽东并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了陈毅。忍耐之法，当然不单是冷静处理，更非束之高阁，而是退一步多想想自己的不足，想想别人为什么认为自己不对。陈毅便是在忍耐中，逐步认识到“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过去“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这才打通了关节，一通百通。心情开了，胸怀宽了，境界高了，也能够容得下过去不顺眼的人，听得进不顺耳的话，装得下不顺心的事，其中就包括某些可能错误的事和有错误的人。包容它们，也就有了比较，埋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种子。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