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编者按：学术代表作是学者学术生命之花的最美丽绽放。学术驿站隆重推出“学者代表作推荐专栏”，旨在彰显苏州大学体育学院这些学者的深厚学术功力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发挥学术驿站对科研工作的引领和激励功能。

代表作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年第3期。同年被人大复印资料报刊（体育）全文转载，（10）。

学者简介：王妍，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体育教育系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体育史，主讲课程为体育史、奥林匹克学等。

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远东体育协会的创立过程中至为关键。19世纪末，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日渐成熟，开始拓展海外传教事业，东亚地区被认为是未来“基督”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领地。年，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布朗发起建立东亚地区的体育组织，先后得到中国、日本的响应与支持，并于年正式创立“远东体育协会”，成为世界首个地区性国际体育组织。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籍体育之名行传教之实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方面使西方体育、美国价值体系在东亚地区生根发芽，另一方面推动了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近代时期，“东亚”的地域范畴较广，涵盖了今日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基于本文研究的需要，“东亚”的地域范畴界定如下：以远东体育协会涉及的三个成员国（中国、日本、菲律宾）为中心，向四周适当辐射的特定区域（包括暹罗（泰国的旧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爪哇（印度尼西亚的岛屿）等国家，这些国家都曾参与过远东运动会的开展）。

远东体育协会（TheFarEasternAthleticAssociation，缩写“FEAA”），是由近代东亚三国——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创立的区域体育组织，始于年，止于年，年被国际奥委会（IOC）承认为世界首个地区性国际体育组织。期间共举办10届“远东运动会”（TheFarEasternChampionshipGames，以下简称“远运会”），该运动会对近代东亚国家的体育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后世誉为“东方奥运会”和“近代亚运会”。

在FEAA的创立过程中，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美青会”）厥功至伟。近代以来，有关美青会与FEAA联系的文字见诸于报刊、著作、论文等各种载体。但因涉及美、菲、中、日四国情形，资料收集困难，以及研究者所处时代或研究视角所限等原由，国内外学术界对美青会创立FEAA的历史过程研究甚少。国内学者（包括大陆、港台）主要进行了外围性研究，如探讨美青会“体育事工”（共有德、智、体、群四项事工）对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未涉及美青会创建FEAA的具体研究。国外学者（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的研究视角相对较为广阔、成果亦较为丰富。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参与FEAA创立的重要人物的个案研究。二是从美青会“海外事工”的角度论及FEAA创立的相关内容。三是从强身派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传播的视角探讨FEAA创立的意义。但至今，尚未有全面考察美青会创立FEAA的经过、原因和意义的历史研究。

其次，现有成果主要阐述了美青会引入美国（西方）文化给东亚社会带来的影响，而忽略了东亚社会的文化反馈。因此，本文旨在全面梳理美青会创立FEAA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兼论东亚三国（菲、中、日）在面对美国文化冲击时表现出的排斥、审慎、矛盾、接纳等一系列文化反馈。

1前提：美青会“体育事工”的创设与东亚宣教区域的确立

美青会最早源于欧洲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MensChristianAssociation，缩写“YMCA”），是其重要的分支之一，并对其有所扬弃。年6月6日，YMCA诞生于英国。年，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theWorldAllianceofYMCAs）成立，确立了YMCA的活动宗旨，即以《圣经》、基督教义为传播内容，史称“巴黎本旨”（theParisBasis）。年，YMCA及其传教理念藉伦敦世博会之机传至美国和加拿大。在以新教立国、亟待“开天辟地”、且已具备一定物质基础和相对和平环境的美国，YMCA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年美青会组织的数量已扩张至多个。青年会主体成员为年轻人，美青会便在业余时间组织开展各类体育活动，受到干事和信众的普遍欢迎。“年4月3日的（纽约青年会）会议，对青年会章程进行了修改，‘体育’一词首次被提及，章程指出：‘青年会的活动主体为德育、智育、体育、群育（Spiritual,Mental,Physical,Social）’。19世纪80年代，美青会创设“体育部”，专门开展“体育事工”。

“体育事工”有两种开展途径：学校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分别针对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校青年会和以职业青年为主体的城市青年会），尤其以学校系统为主。因学校在场地设施、活动开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与便利，在实际合作中学校甚至接管、实践了美青会的很多具体想法。与此同时，为了培养具有青年会传教理念与专业素养的体育师资，美青会还创办了专门体育院校，为各地青年会、学校系统输送体育干事（老师）。创建于年的春田学院（SpringfieldCollege）是最为著名的一所，该校不仅是优秀体育干事的孕育摇篮，而且还是两项现代体育——篮球、排球的诞生之地。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美青会也跃跃欲试地进入了其海外扩张时期。北美青年会总部发起“国外宣教运动”，干事魏夏德（LutherD.Wishard）历时三年对东亚各国进行了考察，详细了解了日本、印度、中国等地的宣教情况和文化风俗，认为“将来有一天，青年会运动能扩充其影响到（东方）的‘宣教区域’”。北美总部“最初所以愿派遣干事至日本、印度等处青年会服务，也大半出于华石（魏夏德）主张之力”[4]。除魏夏德之外，一批富有开拓精神和服务理念的干事也对海外事业充满了抱负。如来会理（D.W.Lyon）所言，“如果北美要我们为它的一千两百万青年作最大的服务，那么，一个具有五倍于此数的中国青年，当然更能激励我们为他们作同样的服务。”

2铺垫：美青会在东亚地区的早期体育传播

19世纪80年代，美青会海外组织始现于中国天津、日本东京等门户开放较早的城市。当时美青会以传播基督教、现代科学等西方文化为主，仅在闲暇组织一些西方体育活动，却颇受东亚民众的喜爱。“中国有许多人都对体育活动感兴趣，但又不知道如何进行，如果基督教青年会能够提供帮助，那将有利于提高其在中国的地位。”20世纪初，美青会正式启动了东亚地区的“体育事工”，先后于年、年和年向中国上海、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东京的青年会派驻体育干事，筹建“体育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体育干事及其“体育事工”，在美国推行其文化和价值理念的尝试中，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对话和融合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润滑剂作用。

2.1美青会的体育传播与“菲律宾业余体育联盟”的建立

自年成为美国殖民地后，一批美国军人、传教士、教育者来到菲律宾马尼拉，试图将西方文化、生活理念带给当地民众，以建立美国在太平洋中的文明基地。但进展并不顺利，当地民众的敌对情绪时而引发局部冲突，令美殖当局十分烦恼。年，美青会干事布朗（ElwoodStanleyBrown）接到北美总部派遣其出任菲律宾马尼拉青年会“体育部主任”的任命。此前，布朗曾在伊利诺伊大学担任过一年（-年）篮球教练，并在芝加哥青年会任过职[7]。布朗到达马尼拉不久，美殖当局总督威廉·卡梅伦·福布斯（WilliamCameronForbes）便交给他一个棘手任务。马尼拉夏天的天气异常炎热，美殖当局在吕宋岛北部建了一座新城“碧瑶市”（Baguio），用于盛夏避暑。在这三个月中，菲律宾当地职员也不得不搬到“碧瑶市”。远离家人和朋友使他们变得焦虑和烦躁，常常做出一些诸如扯断电话线、堵塞厕所等小破坏行动来表达不满和厌倦情绪。布朗的任务是组织体育活动转移他们的不良情绪，缓解美殖当局与菲律宾当地职员之间的矛盾。显然，布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受邀于第二年继续在“碧瑶市”开展体育活动。布朗后来称：体育活动“不仅使小破坏活动明显减少了，而且大部分菲律宾职员喜欢上了棒球、排球等西方体育。”

“避暑事件”拉近了美青会与美殖当局的关系，也为布朗之后的“体育事工”打开了局面。回到马尼拉后，布朗发现当地民众以传统体育活动为主，西方体育的开展十分有限。布朗认为学校系统是切入口，于是奔走于教育局等部门，争取到了改革学校体育课程的机会。新体育课程引入了排球、棒球和接力赛等无需很多器材的集体体育活动，以便让更多学生参与进来。这些体育活动很受学生的欢迎，大部分男生热衷于游戏比赛，一些女生为了更好地运动甚至改变了传统装束。学校里的恶作剧事件大大减少了，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也降至历史最低[8]。布朗愈加坚信“体育”能有效治愈“不良行为”，无论对成年人（菲律宾职员）还是未成年人（菲律宾青少年），这一点均得到了验证。“尽管该项改革的推广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最终超过40万名菲律宾学生接受了西方体育和比赛。”

“避暑事件”和改革学校体育课程两件事，使美殖当局意识到体育运动在缓解文化冲突和建立文明社会（公民教育和文明开化等）方面的特殊价值，从而愈加支持美青会的体育事工。在布朗看来，体育运动的本质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美好的个体公民是构建文明社会的基础。因此，布朗将注意力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市民群体，开始着手推动社会组织系统的体育活动。为了让菲律宾市民参与到运动中来，布朗提出“playforall”（让每一个人都享有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机会）的理念，呼吁美青会出资购买专门场馆用于菲律宾人的体育训练（因为种族隔离，青年会的体育设施是不允许菲律宾人使用的）。同时，他还向美殖当局建议环绕马尼拉的老城墙建设一批公共运动场，用于民众的日常体育运动。

在布朗的努力下，菲律宾学校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的“体育事工”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菲律宾体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亟待建立。年1月，在布朗的主持下，“菲律宾业余体育联盟”（thePhilippineAmateurAthleticFederation）正式成立，总督福布斯亲任主席，布朗任秘书长。该组织的建立使菲律宾体育有了最高领导机构，进入了更为规范的发展阶段，也为之后FEAA的发起奠定了基础。

2.2美青会的体育经营与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举行

自年晚清“洋务运动”兴起，西方体育便经由官方渠道引入军队、学校乃至社会，但主要偏重军事体育。加之，“一般的国民，对于体育不甚注意，读书人更有鄙视运动为粗俗不文的”，因而社会影响有限。直至19世纪晚期，田径、球类等体育项目才藉美青会的传播、教会学校开展的体育活动、外国租界地举办的体育比赛等途径，逐渐为中国民众所了解。其中，美青会最为活跃，其在天津、上海等地的西方体育传播，对中国民众西方体育的启蒙，以及现代社会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津青年会是美青会在晚清建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在华北地区的现代体育传播中扮演了启蒙和引领的角色。青年会干事来会理（D.W.Lyon）、蔡乐尔（CharlesSiler）等都是体育运动的积极传播者，篮球运动便是由他们传至中国的。天津南开学校的“体育校长”张伯苓是近代中国体育以及FEAA的倡导者和推动者。20世纪初，西方体育尚不多见时，张伯苓便以鸡毛掸子做跳竿，搭在两张椅子上，教学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天津青年会干事，与年（也有说年）来华的青年会干事饶伯森（C.H.Robertson，又译“罗伯逊”）私交甚好。南开学校创建之初，饶伯森受张伯苓邀请出任教员，两人经常在张伯苓家中就中国之发展道路、体育运动之于国民素质提高等问题高谈阔论。饶伯森擅于演讲，曾到京津各校介绍西方球类及田径运动，致使“各项体育活动鹊起”[13]。年伦敦奥运会在欧洲隆重举行，饶伯森将比赛胶片带回中国放映，激起中国青年学子参加奥运会的热情。

与此同时，另一拨为日后FEAA的筹建做出卓越贡献的青年会干事也在上海聚合了。上海是晚清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传教士最早登陆中国的区域。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立晚清第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学院十分注重基督教、体育和课外活动的开展，校内体育设施完善，晚清第一支足球队便在此诞生。继圣约翰学院后，华东地区的教会大学次第出现，形成了校际网络，“第一次华东校际运动比赛会便是在年由本会（上海青年会）首先举办的。”及至年，上海圣约翰学院、南洋公学、中西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成立“四大学体育联合会”，规模最大时扩展到“八大学”。晚清华东地区“学校系统”的体育经教会学校之提倡渐成风尚，“但（在）社会方面，未能有具体之推进。自从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作为培植青年人格之基础，社会体育始见萌芽。”郝更生所提之“社会体育始见萌芽”，当从年10月北美总部体育干事埃克斯纳（M.J.Exner）来沪筹建“体育部”算起。

埃克斯纳曾就读于春田学院，毕业后在堪萨斯州的卡尔顿大学当体育主任和教练，带领学校体育队获得过当地篮球、棒球和田径比赛的桂冠。此后他又在堪萨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学位，年当选为堪萨斯州青年会的体育部主任。埃克斯纳来到上海后，发现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化的总体态度是忌惮而审慎的，唯独对体育活动颇易接受，原因是其“不具意识形态，能减低戒心消除藩篱”。于是，他便据美国经验，从学校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两个途径开始推动“体育事工”。一方面，埃克斯纳谋求与教会学校的体育合作，为校际体育比赛和区域体育比赛搭建桥梁，提升西方体育的社会影响力。同时，青年会创立了“体育干事训练学校”（后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培训体育师资。该校学制初为二年，后增加为四年，为各地青年会和教会学校输送专业体育干事（教师）。

另一方面，埃克斯纳“面向社会举行体育讲座、卫生讲座”[17]，进行体育、卫生科学普及。青年会举办的“业余体育培训班”最受欢迎，晨操班、国术班参与者十分踊跃，除此还有“鸡毛球、篮球等活动，班员精神均佳”。一时间，西方体育带来的美国生活方式席卷沪上，竟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的有效助力。年，在写给北美总部的年度报告中，埃克斯纳对西方体育在晚清“剪辫运动”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感到十分满意，并坚信体育能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

年10月，经北京青年会总干事格林（RobertGailey）倡议，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家青年会共同发起，由埃克斯纳任主要执事、张伯苓任总裁判，并协同清政府总理总办唐绍仪，晚清外交家、驻美公使伍廷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等中国社会名流，于南京成功举办了“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民国后被追认为中国近代“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该届运动会使美青会声名大噪，更重要的是，将美青会干事与中国社会各界精英人士聚合到了一起，成为清末民初一支不容小觑的社会改革力量。民国后，伴随着近代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迁，上海逐渐成为现代体育的重镇。美青会在中国的领导中心也由天津迁往上海，为之后FEAA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3萌芽：菲、中两国美青会的积极运作与远东体育协会的初创

3.1菲律宾发起建立东亚体育组织

年秋，赴菲律宾上任之前，布朗在盐湖城遇到了正在美国休假的天津青年会干事饶伯森，向其询问美青会在东亚地区的体育开展状况。两人热烈畅谈，甚至探讨了在东亚地区举办“东方人运动会”的可能性。饶伯森的提议在布朗心中埋下了伏笔，菲律宾“体育事工”的顺利开展亦让布朗增添了信心，而最终促使其决心发起“东方人运动会”的先决条件，是当时菲律宾已初具举行大型体育比赛的基础和能力。

马尼拉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嘉年华会”（ManilaCarnival）远近闻名，曾邀请日本棒球队、香港体育代表队及新加坡的运动员前来参加期间举行的体育比赛。年，布朗尝试以“菲律宾业余体育联盟”的名义，邀请东亚诸国运动员参加年的菲律宾“嘉年华会”，获得积极响应。他兴奋地向北美总部宣称，“远东地区的奥林匹克运动并非遥不可及”[20]。得到总部肯定答复后，布朗开始为“东方人运动会”四处奔走，并陆续结识了共同创建FEAA的几位重要人物。

3.2中国积极响应

经上海青年会引荐，布朗与伍廷芳博士取得了联系。伍廷芳曾是清末两次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分别是-年和-年。伍对美国文化有较多了解，年撰写了《美国视察记》（“AmericaThroughtheSpectaclesofanOrientalDiplomat”），其中第17章专门对美国体育进行了介绍[21]34。他在文中写道：“我们可以从西方体育中学到很多东西。它们确实能改善身体和精神能力。即使只为这一个理由，也值得大力支持。”伍廷芳的社会影响力、对西方体育的正面认识，以及对推行西方体育的肯定，使其成为布朗谋求合作的不二人选。

此外，年布朗访问中国时，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作为司法总长，伍廷芳认为加入“东亚体育组织”对于临时政府在国际上树立新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对布朗的提议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年，因坚持改变传统审判方法而遭遇政途低潮的伍廷芳，赋闲于上海家中休整。期间，他得空参与首届远东运动会的筹备工作，并成为中国体育代表队的总领队。

同时，布朗还得到上海青年会干事柯乐克（J.H.Crocker）的大力支持。年埃克斯纳因病返美，柯乐克接替其体育事工，成为此后中国方面参与组建FEAA的核心人物。就在年第一届远运会召开前夕，柯乐克在季度报告中兴致勃勃地向北美总部汇报：交接工作顺利，“组织参加马尼拉运动会的选拔、训练等工作也井然有序”。

3.3日本消极应对

布朗在日本的公关工作并不顺利。19世纪80年代美青会始现日本，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武士道精神渐成风尚，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其相左，因而青年会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布朗认为嘉纳治五郎（JigoroKANO）是打开日本体育之门的关键人物。嘉纳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日本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同时也是日本柔道的创始人，年5月当选为亚洲地区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年7月成为“大日本体育协会”（theJapanAmateurAthleticAssociation，日本最高体育领导机构）首任会长。但是，当布朗来到日本时，嘉纳正在欧洲带队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未能得见。而且对于布朗的提议，嘉纳反应冷淡。原因大致有两个。

一是嘉纳之固有观念不认同团队体育比赛（teamsports）。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日本体育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强壮和健康的国家后备力量。体育活动最好不受空间和人员限制，故柔道、体操、长距离跑和游泳等个人项目得到推崇，团队项目则不受重视[1]。嘉纳本人的体育教育理念也根植于以个人荣誉和职责为基础的武士道哲学，认为布朗所提议之民众体育及体育比赛是低效和荒谬的。而在布朗看来，嘉纳的观念则是落后的、军国主义的中世纪观念。两人在体育价值观上存在分歧。

二是嘉纳对于东亚的区域合作不感兴趣。布朗认为竞技比赛有利于带来平等，可以缓解殖民者（发达国家）与被殖民者（落后国家）之间的隔阂，因而应该把这种形式带到中国、日本，使它们处在同一平台上[1]。但这是美国的立场和愿望，与日本“脱亚入欧”的国家意志南辕北辙。而且，与菲律宾、中国同台竞技，也使自认为是“资本主义强国”的日本感到有失身份。日本与菲、中两国不同的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进程形成了障碍。

所幸，日本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名誉体育秘书长富兰克林·H·布朗（FranklinH.Brown）积极联络日本社会各界，获得了明治大学和《每日新闻》社的大力支持，使布朗不虚此行。

最终，在布朗及其盟友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和日本方面均应允参加比赛。年2月，“菲律宾业余体育联盟”及菲律宾青年会藉“嘉年华会”举行了第一届远运会。比赛期间，布朗召集中、日两国代表进一步商讨成立东亚地区体育组织事宜。2月10日，在布朗的积极倡导和提议下，一个以IOC为蓝本的“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后改为“远东体育协会”）在马尼拉宣告成立，中国代表队总领队伍廷芳担任协会主席，布朗出任秘书长。

4诞生：日本加盟与远东体育协会的真正建立

日本加盟FEAA，从本质上讲与嘉纳（日本社会）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转变有关。嘉纳是日本教育界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一位，曾对西方进行过两次较为全面的考察，具备接受西方文化的可能性。第一次是年9月-年1月，嘉纳初到欧洲，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期间，他曾拜访巴黎大学分管初等教育的教务长费迪南·布伊松，并写下仰慕之词：“他是在法国能够摆脱陈旧思想的影响而提倡人文精神，宣示重要主张并付诸实践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惜，返日后嘉纳的武士道思想又占据了上风。第二次是藉年观摩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之机，考察欧洲和美国的体育文化教育事业，历时9个月，取得了丰硕成果。回到日本后，嘉纳将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做了系统整理，连续发表了《欧美巡游所感——我国普通教育应当采取的五大方针》（上、中、下）、《如何与世界各国相交融》以及《欧美巡游所感——体育的方针》等数篇文章，分别刊载于《教育时论》和《教育之实际》等刊物上。这次考察使嘉纳对西方教育和现代体育有所感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其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再次中断。

促使嘉纳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是第二届远运会。年5月15日，中日“二十一条”协定签署完不到一周时间，第二届远运会在上海如期举行。“日本选手抵沪时，大会已经开幕两日”，但仍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比赛的重视、精英阶层对体育的